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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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早上八點。我在洛杉磯家中聽到前門一陣鑰匙轉動聲。是每兩週來我家打掃一次的卡曼（Mar?a del Carmen Ferrez）。她打開門，走進廚房。
卡曼身材嬌小、聰明，幹起活來迅速俐落。通常早上這個時間，我正急急忙忙地準備衝出家門去上班。但是每當她來打掃時，我倆的步調便對調過來。她在廚房四處整理打掃，我為了讓她方便清理地板，則是繞著她團團轉，幫忙撿起地上的鞋襪、報紙等雜物。這個例行儀式使得我和她得以共處一室閒話家常。
那是在一九九七年的一個早晨，卡曼與我在廚房中各據一角。她說她有個問題憋在心裡很久了：「索妮雅太太，您究竟有沒有打算要生小孩？」 「我不知道耶，」我說。卡曼有個兒子，有時候她來我家打掃時，會帶著兒子到我家來看電視。我問她是否還想多生幾個。
平日裡總是笑口常開、嘰嘰喳喳的卡曼，此刻突然安靜了下來。她眼神怪怪地直視著廚房的流理台，半晌後，才靜靜地告訴我一件我從來不知道的事──她還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都住在遙遠的瓜地馬拉。當年，她以單親媽媽的身分，冒險來美國工作，把四個孩子都留在那裡。 至今，他們已經分開十二年了。
卡曼說，她離家的時候，最小的女兒只有一歲大。她無法陪伴大兒子麥諾（Minor）一起成長，只能在電話中聽到他的嗓音變得日益深沈。說到這兒，卡曼啜泣了起來。
十二年？我感到不可置信。為什麼一個母親寧願拋家棄子、遠走至三千兩百公里外的國度，不知何時才能與孩子重聚？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她做出這樣的決定？
卡曼擦乾眼淚，開始向我解釋。她的丈夫為了別的女人而拋棄她。她雖然拚命工作，卻仍舊養不起四個孩子，「孩子們跟我要食物吃，我卻沒有東西給他們吃。」許多夜晚，孩子因為沒晚餐吃，得餓著肚子上床睡覺。她只好哄他們睡，教他們如何止住飢餓的折磨，「趴著睡，這樣你的胃就不會咕嚕咕嚕叫得這麼厲害。」
因為愛，因為希望讓孩子有機會脫離貧窮、唸完小學後能繼續升學，她才會離開他們來到了美國。一談起她寄回去給孩子的衣服、金錢和照片，她的神色中難掩驕傲之情。
然而她承認，她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每次和孩子通電話，她都覺得彼此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感情越來越淡。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長期缺席，也在孩子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傷痕。她的大女兒第一次月經來潮時，整個人嚇壞了，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發生了什麼變化。後來她責問卡曼：為什麼妳沒有在我身邊教導我？
卡曼一直無法存夠錢請走私集團幫她把四個孩子都帶到美國來。況且，這趟旅程危險無比。一九八五年，她自己北上美國的途中，就遭到走私者搶劫，結果一連三天都沒東西吃。她更擔心，自己的女兒在途中可能面臨強暴的威脅。更何況，她居住的地區，在洛杉磯屬於貧窮落後、吸毒與犯罪猖獗之地，她怎敢讓自己的孩子在這種地方長大？
由於擔心我不贊成她這樣的選擇，她一邊打開洗碗機電源，一邊告訴我，許多從中美洲或墨西哥來到洛杉磯謀生的移民女性都有著類似的命運──失婚的單親媽媽，為了養家活口，只好忍痛拋下孩子遠赴他鄉。
相對的，美國的中產階級或富有的職業婦女，大可以束緊腰帶度日，待在家裡，把所有的時間都拿來陪伴孩子成長，但她們卻寧可把大部分醒著的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工作，只用極少的時間來陪伴孩子。卡曼對此感到難以理解，她臉上帶著不可置信的表情問我：為什麼，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做？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卡曼的大兒子麥諾沒跟她說，就要出發到美國要找她。當卡曼離家時，麥諾只有十歲大。他沿途乞討，從瓜地馬拉、墨西哥一路搭便車北上，有一天出現在卡曼家門口。
麥諾極度思念母親。他再也無法忍受另一個沒有母親的生日或聖誕節，也受夠了母親編造的各種藉口。他必須知道：母親離開瓜地馬拉，是因為從沒真正愛過他嗎？不然還有什麼更合理的理由？ 然而，他在瓜地馬拉的朋友們可非常羨慕他母親寄給他的生活費和禮物，「你什麼都有！上好的衣服、上好的網球鞋。」但麥諾卻回答他們：「這些可是用母親換來的耶。從來沒有人在我身邊寵我，也沒有人在我身邊嘮叨：『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你吃飯了沒？』母愛，是母親以外的人無法給予的。」
麥諾跟我分享他驚險萬分的搭便車經歷。他曾遭受恐嚇和搶劫。他說，儘管如此，他還算幸運的了。每年，有數千名兒童為了到美國尋找自己的母親，採取了更危險的方式：偷搭墨西哥載貨火車。他們給這些列車取了一個外號，叫「死亡列車」（El Tren de la Muerte）。一個常見的抉擇 拋下孩子，隻身前往異國工作，是多麼困難的一項抉擇。一想到這裡，我就感到十分震撼：這些母親當初不曉得面臨了怎樣的天人交戰？在拉丁美洲，家庭的地位極為重要，母親的角色對許多女性而言，更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那麼，為何有成千上萬的母親願意離開自己的孩子？換做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選擇到美國來，賺更多錢，寄回去給孩子，好讓他們可以吃得更好，唸完小學三年級還可以繼續上學、讀完中學，甚至上大學？或者，我會選擇留在家鄉陪伴孩子成長，讓我的下一代繼續面對同樣的貧窮和悲苦？
另一個同樣讓我感到震撼不已的事情是：這些孩子竟然為了與母親相聚而膽敢踏上極端危險的旅程。我在想，究竟是出於何種絕望的心情，讓這些孩子──有些甚至只有七歲大──竟敢獨自上路，穿越危機四伏的土地，身無分文，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機智？
如今，美國正在經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新移民正再度使美國轉型。據估計，每年有七十萬人以非法手段進入美國。而以合法方式進入美國、或取得居留權者，自二○○○年以來，則以年平均一百萬人的數目增加著。與過去的移民相比，這波移民潮至少有一項重大差異。過去，拋家棄子前往美國工作的通常是父親，尤其是來自墨西哥的客籍工人，所謂的“braceros”（譯註：合法進入美國從事短期工作的墨西哥勞工）；他們留下妻子在家鄉照顧孩子，獨自到美國工
作。但是，近幾十年來，拉丁美洲的離婚率節節升高，許多家庭因此分崩離析，留下許多沒有能力撫養子女的單親媽媽。恰巧，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成為職業婦女，致使廉價服務和幫傭的人力需求大增。於是，大量的單親媽媽開始從拉丁美洲湧入美國，把孩子託付給祖父母或其他親戚、鄰居撫養照顧。
這類移民潮的第一波，出現在一九六○和七○年代。包括西印度群島、牙買加、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加勒比海沿岸國家，許多單親媽媽離鄉背井，前往紐約、新英格蘭、佛羅里達州等地，從事保母和安養院的工作。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首府華盛頓、休士頓、洛杉磯等都市的近郊，私人幫傭的需求成長至原先的兩倍，也吸引了大批中美洲女性前去工作。
卡曼的處境在目前其實相當普遍。南加大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洛杉磯，百分之八十二的駐家保母以及四分之一的清潔工，都是至少還有一個孩子留在家鄉的女性移民。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則指出，以非法方式偷渡到美國的孩童，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都曾經和父母分離過一段時間，才來到美國。
另一方面，美國各界長久以來在移民措施和反移民措施等問題上的討論，則產了一個可悲的副作用：外來移民遭到非人化甚至妖魔化的對待。外來移民在美國的存在，根據各界觀點的不同，只剩下好處與壞處兩種看法。也就是說，他們被簡化成了成本效益的分析數字。
或許，藉由聚焦於一個移民身上──去觀察他的意志力、他的勇氣、他的缺陷──也就是他人性的一面，能有助於我們看清那些常常被簡化為非黑即白的討論。我開始思考，或許我能藉由我的報導，引領讀者登上那些死亡列車，讓讀者見證到現代移民一路上所經歷的驚險實況，尤其是那些孩童的危險經歷。一位在洛杉磯從事協助移民工作的女性告訴我：「這是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歷險故事。」恐懼的折磨，跳蚤的叮咬 。這個想法我考慮了一陣子。身為新聞記者，我喜歡親身涉入我要報導的事件過程，看著事件發展，帶領人們進入他們這輩子可能都無法涉入的領域。我想要親自去品嚐、去聽聞、去感受這段旅程的經過。為了要鮮明而詳細地敘述這段旅程，我知道我得親自和這些移民孩童登上穿越墨西哥的載貨火車。
也許，我可以從中美洲出發，緊跟著一個要到美國找母親的男孩。然而，卡曼的兒子麥諾告訴過我，列車上有幫派控制著，鐵道旁可能會遇上強盜土匪，各個火車站附近有墨西哥警察在巡邏，沿路可能會遭到強暴或搶劫，在火車行進中跳上跳下可能會斷條腿……。
總之，我怕死了。
更何況，我還有我的婚姻和諧問題要考慮。先前，我才剛結束一個有關毒品的專題報導。為了這個報導，我成天到黑暗的車庫和小房間裡，和一群吸食安非他命、海洛因、古柯鹼的毒蟲混在一起。為了我的安危，我先生擔心了好幾個月。每天晚上，當我從毒蟲的巢穴回到家時，他還得客氣地要求我在車庫把外出服換掉，以免我帶回一海票健康的跳蚤回家繁殖。要是我在做完這系列報導之後沒多久就告訴他，我想把自己綁在載貨火車上好進行採訪，我想他一定聽不進去。一年後，我希望他已經漸漸淡忘那些跳蚤，於是決定，是我該謹慎進行下一步的時候了。 是的，謹慎地。
首先，我得盡可能地弄清楚這趟旅程的所有細節。包括：確切的路線是什麼？在行程的每一階段，可能發生的最好狀況是什麼？最糟的狀況又是什麼？偷渡客在哪些地方可能會遭遇到最殘酷的待遇？在哪些地方又可能碰到最仁慈的對待？旅程中有哪些關鍵的轉捩點？黑道份子最喜歡在哪裡搶劫？強盜最可能在哪裡殺人？墨西哥移民局會在哪裡對火車進行臨檢？
此外，我到過四所分別位於德州和加州的監獄和庇護所，採訪數十位被美國移民局居留的非法移民孩童。他們之中有很多都搭過那些火車。我也到洛杉磯一所專門供近期移民學童就讀的中學採訪過一些學生。
在德州洛佛雷斯諾（Los Fresnos）的一個臨時拘留所中，我採訪了一對十五歲的雙胞胎兄妹，荷西?恩里克（Jos? Enrique）及荷西?路易?奧莉娃?羅莎（Jos? Luis Oliva Rosa），這段採訪迫使我放棄我先前的構想──從中美洲一路跟隨某個男孩，直到他抵達美國找到母親。因為，這樣做根本行不通。這對雙胞胎離開宏都拉斯，要到洛杉磯去尋找他們的母親。在墨西哥，他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在逃命，而且彼此失散了四次，卻運氣好到能夠再度聚首。但我，不可能跑得跟十五歲的孩子一樣快，也不敢指望自己有那樣的好運氣。所以，可行的辦法只有一個：找到一個已經安全抵達墨西哥北部的孩子，跟著他找到他在美國的母親，之後再重新建構他旅程的前半段。
透過這些在德州臨時拘留所的孩子，我更清楚了踏上這趟旅程會面臨什麼危險。在那家拘留所中，有一個名叫艾柏（Eber Ismael Sandoval Andino）的十一歲男孩，他身材瘦小，有著深邃的黑眼睛，從六歲起就在宏都拉斯咖啡農場打工，因此腿上留下了好多刀疤。他告訴我，在搭乘墨西哥死亡列車的過程中，他曾經五次看到偷渡客被火車碾斷手腳，一個男人在登上火車時斷了半隻腳，以及六個幫派份子拔刀將一個女孩子丟下列車。而他自己，也曾經摔下火車，跌在快速滾動的車輪旁，「我那時候以為我死了。我的身體像石頭一樣冰冷。」
德州這家拘留所的所長告訴我，我想要嘗試經歷這段旅程簡直是個白癡，我會丟掉性命的。他指著這些孩子說，他們根本不了解自己會面臨什麼危險，所以才盲目地踏上旅程。畢竟他們什麼都不懂。但我不同，我非常清楚這一切的風險，我一定是蠢斃了，才會想這麼做。
老實說，我不是個勇敢的人。我的童年有一段時間是在阿根廷度過的。當時，阿根廷正處於「污穢戰爭」（dirty war，編按：又譯為「不名譽戰爭」）期間，有高達三萬人被軍方逮捕後離奇「失蹤」。我上學得和朋友結伴而行，以防發生意外。我媽把家中的書整堆整堆丟到後院裡燒毀，以免軍隊來搜索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而惹上麻煩。我們家總是窗戶緊閉，以防鄰居聽到我們家的任何政治性談話。在那些失蹤甚或被殺的人當中，有一個是我朋友，才十來歲的他，聽說遭到嚴刑拷打，頭骨也被敲碎。我還有個親戚遭到軍方綁架、毒打，數個月之後才獲得釋放。
因此，我盡可能使自己遠離危險。要是我真得為了了解某件事而非得涉險不可，我也會盡量做好保護措施。
也就是說，我必須盡量把我在旅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險降到最低。譬如，我為自己設下了一個原則：絕不在火車行進時上下車（這個原則我只打破過一次）。 我在報社的一個同事幫我聯繫到墨西哥政府，拿到墨西哥總統私人特助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墨西哥各官方單位和警方配合我的採訪。因為這封信，我三度逃過牢獄之災，也說服墨西哥一個有武裝的移民人權團體「貝塔組織」（Grupo Beta），陪同我通過這趟旅程中最危險的地帶──墨西哥的契亞帕斯州（Chiapas）。貝塔組織屬於公家機關，裡頭的幹員出身自不同的警察單位，並隨身攜帶霰彈槍及AK-47步槍。當時，他們已經十四個月沒巡邏過列車車頂了。他們解釋，即使擁有這些火力，這麼做還是很危險。因為，光在一九九九年，他們的巡邏隊就被幫派襲擊了四次。但這次，他們破例答應了我的要求。
也因為這封信，我得到了墨西哥境內營運載貨火車的四家鐵路公司的允許，可以爬上車頂。這樣一來，我在車頂上的時候，列車長就會知道。我會告訴他們注意我的訊號。我將一件紅色防雨外套綁在腰際，一旦面臨極度危險的狀況，我會揮舞我的外套。我也設法在我會經過的每個地區都找到一個聯絡人，一旦遇上麻煩，便可立即打他的手機求助。找到安立奎 ，那些隻身穿越美墨邊境、卻遭到邊境巡邏隊逮捕的年輕偷渡客，平均年齡是十五歲，而且以男孩居多。因此，我想要找到一個這樣具有代表性的男孩，來作為報導的主角：他為了尋找母親，千里迢迢搭乘死亡列車前往美國。
二○○○年五月，我鎖定了十餘所位於美墨邊境、願意對偷渡客伸出援手的墨西哥庇護所和教堂，並親自造訪了其中幾所。我告訴每一位牧師和庇護所所長，我要尋找什麼樣的對象，並每天打電話詢問，是不是有這樣的孩子到了他們那裡。沒有多久，新拉雷多（Nuevo Laredo）的聖荷西教堂（the Parroquia de San Jos?）有一位修女打電話給我，說有兩個十來歲的孩子到他們那裡吃免費的餐點。這兩個孩子都是北上要尋找母親的，其中一個是男孩，十七歲，另一個是女孩，十五歲。她讓安立奎（Enrique，編按：為了保護受訪者，本書部分人名，作者僅列出首名）和我講電話。儘管他的年齡比一般年輕偷渡客大了點，但他的故事卻很典型──和那些拘留在美國移民局監獄裡的年輕偷渡客所告訴我的一樣艱苦。
幾天後，我前往新拉雷多，花了兩個星期在美墨交界的格蘭德河（Rio Grande）沿岸觀察安立奎。我也和其他孩童聊過，但最後決定鎖定安立奎。包括安立奎在內，許多我在新拉雷多訪談過的孩子，都在途中被搶走了他們母親在美國的電話號碼。他們沒想到過要把電話號碼背起來。比其他孩子幸運的是，安立奎想起了一個在宏都拉斯的電話號碼，可以問到他媽媽在美國的電話。這樣一來，他便有機會繼續他的旅程，甚至找到他的母親。
從安立奎這裡，我盡可能地搜集關於他的人生和他北上旅程中的每個細節，包括他記憶中去過的每個地方、遭遇過的每個經驗，以及沿路上曾經幫助他或阻擾他的每個人，我全都記了下來。
接著我開始追溯他的每一步，重複他幾個星期前走過的路。為了能夠更完整描寫出他的經驗，我想要親身見證、體驗他的經歷。我從宏都拉斯出發，訪問他的家人，去他常去的地方。學他搭上巴士，穿越中美洲，在墨西哥最南部的契亞帕斯州，搭上載貨火車。我沿著鐵軌走過他走過的路，搭上七輛不同的載貨火車。我像他一樣在聖路易波托西（San Luis Potos?）下車，然後在他當初搭便車的同一地點，墨西哥北部城市馬特瓦拉（Matehuala），攔下了一輛十八輪大卡車，搭便車抵達美國邊境。墨西哥的三十一州當中，我走過十三個州，行經的距離超過兩千五百公里──但其中有一半是在載貨火車上度過的。
我找到當初幫助過安立奎的人，去他曾經走過或待過一段時間的城鎮和重要地點。我給這些人看安立奎的照片，確認我們談論的是同一個男孩。在我搭乘的那些火車上，我遇到了其他同樣前往美國尋找母親的年輕偷渡客，例如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他媽媽在他一歲時就拋下他前往美國的聖地牙哥工作。從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到墨西哥，我訪問了數十位偷渡客和其他專家；這些人包括醫療工作人員、牧師、修女、警察等。這些訪問充實了這趟旅程，使我得以建構、證實安立奎的故事。我回去找過安立奎三次，跟他確認我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他是否也都見過或聽過。前前後後，我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在宏都拉斯、墨西哥和美國之間來回奔波。到了二○○三年，為了蒐集更多資料，我再度從德古西加巴出發，大致沿著原先的路線又走過了一回。
當我隨著安立奎的足跡旅行的幾個月當中，我持續面臨隨時可能被毒打、搶劫或強暴的危險。有一次，一個雷電交加的雨夜，我坐在一輛載有燃料的火車頂上，一根樹枝直挺挺打在我臉上，讓我往後跌了個四腳朝天，還好我緊抓住列車上的欄杆，才沒有摔下車去。事後我得知，我後面的某個車廂頂上，有個孩子被樹枝甩落車底，生死未卜。
當我坐在火車頂上通過契亞帕斯州時，即使有貝塔組織探員的重裝保護，幫派歹徒仍舊在列車的尾端持刀搶劫人們。我一直擔心這些在列車上的歹徒。當火車在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鐵拉布蘭卡（Tierra Blanca）停靠時，我聽說當地一個惡名昭彰、外號叫小黑（Blackie）的兇神惡煞，就在我待會兒要登上的火車上，於是緊張兮兮地想聯絡當地的警察前來搜捕。附近，一輛列車在我面前發生出軌意外，鐵路工程師跟我說，當列車脫軌翻覆時，有數名移民慘遭碾斃。
說到火車意外，有好幾次我都差一點目睹到最悲慘的景況。當火車通過韋拉克魯斯的安西納日鎮（Encinar）時，我正坐在兩節底卸車（hopper）之間，而旁邊還有四名偷渡客。忽然，一名青少年從鐵軌旁的一家商店冒了出來，手上還拿著餅乾。接著他手一揚，一包餅乾往我們的方向飛了過來。很可惜，餅乾打在火車車身上，彈了出去。站在我旁邊的一個男孩肚子實在太餓了，於是跳下車廂想去撿拾，結果不小心摔倒，整個人往後跌了下去，雙腿都落在鐵軌上。他只有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可以作反應。眼看車輪就要碾過去了，所幸他及時把雙腿抽了出來。
火車上固然危險，火車下的鐵軌旁卻也安全不到哪裡去。瓦哈卡州（Oaxaca）的伊斯提佩鎮（Ixtepec），有一條河流經過，我曾經沿著該河散步了一陣，覺得那裡頗為寧靜，應該是個安全的公共場所才是。河流上方，有一座人來人往、交通繁忙的大橋。第二天，我訪問了一個名叫凱倫的十五歲女孩，她前不久才被在火車上見過的兩名歹徒強暴。她告訴我，她就是在那座橋下被強暴的，而時間，則在我獨自散步經過後的第二天。
有一天，我和貝塔組織的探員來到契亞帕斯一個叫「芒桂多」（El Manguito）的移民檢查站附近。這個地帶，充斥著許多以偷渡客為下手對象的歹徒。突然間，我們的車輛在某條二線道上高速行駛，要追捕三名開著紅色越野吉普車的歹徒，因為他們剛搶劫完一群偷渡客，並擄走一名二十二歲的宏都拉斯婦女。我當時坐在貝塔組織開的載貨小卡車後方的貨車廂上。這輛小卡車開到那部吉普車旁，想迫使它停下來。一位貝塔組織探員站在貨車廂上拔槍、上膛，再瞄準歹徒的吉普車。我離那部吉普車只有一、二公尺之遙，只能祈禱歹徒不要向我們開火。
在更北之處，從事人權運動的拉莫斯（Raymundo Ramos V?squez）帶我沿著格蘭德河走，去看河岸邊最罕無人煙的幾個地點，也就是移民會偷偷越過美墨邊界的地點。很巧，我們撞見一個正好要往北游向美國的偷渡客。他跟我解釋，上一次他到這裡的時候，地方警察正好抵達，他們把他的雙手銬在背後，把他的頭浸在河裡，威脅他若不把錢拿出來就要把他淹死。正當這個偷渡客在向我敘述他所遭受過的虐待時，兩個警察沿著泥巴路向我們走來。他們已拔出槍準備扣扳機。
回到美國後，我不斷重複著同樣的惡夢：在載貨火車上，有人在我身後不斷追趕，想要強暴我。我接受了幾個月的心理治療，才終於擺脫夢魘，得以安然入睡。
在墨西哥的那段期間，我經常處於緊張的狀態。在列車上，我全身骯髒，沒辦法到浴室好好洗個澡，偶爾還得忍受酷熱、嚴寒、風雨或冰雹的折磨。
儘管我經常覺得筋疲力盡、悲慘無比，但是我知道，我這痛苦的經驗跟那些年輕偷渡客所面對的苦難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在每趟長途的火車旅程結束後，我會拿出我的信用卡，找一家汽車旅館，好好洗個澡、吃個飯、睡個覺。相較之下，這些孩子平均都得花上好幾個月才能抵達墨西哥北部，利用不同火車班次之間的空檔，睡在樹上，或睡在鐵軌邊，喝地上水坑的水，在路邊乞討食物。經過了這趟旅程，我才稍稍能體驗到他們的辛苦。
我一直以為，十分了解移民經驗。我的父親瑪哈福（Mahafud），出生於基督教家庭，他父母為躲避在敘利亞受到的宗教迫害，流亡海外，在阿根廷生下了他。我的母親克拉拉（Clara），出生於波蘭；二次大戰期間，她的許多親戚都被毒死於毒氣室中。她娘家為躲避猶太人所遭受到的迫害，並脫離貧窮，於是在她小時候舉家移民至阿根廷。我的父親是從事基因圖譜研究的生化學教授，但當時的阿根廷主要控制在軍方手中，因此學術上並沒有多大的自由；相對的，美國則提供了更多做研究的資源和機會。於是，我家在一九六○年移民至美國。
我了解想要追求自由、追求機會的渴望。我十幾歲時，父親過世了，我的家庭因而陷入了一段可怕的混亂時期，因此我也十分了解在貧窮中掙扎的痛苦。在一九六、七○年代的德州堪薩斯長大，身為阿根廷移民後裔的我，偶爾會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我能理解跨越於兩個國家、兩個世界之間的艱難。因此在很多方面，我十分能夠認同在美國的外來移民和拉丁美洲人的經驗。二十年來，我陸陸續續寫過許多有關移民的報導。
但是，我的父母畢竟是坐著噴射客機，而非搭乘恐怖的載貨火車來到美國的。我的家人，也從未在移民的過程中失散過。直到我隨著年輕偷渡客們一路搭乘載貨火車北上，我才真正體會到，為了來到美國，有些人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
循著安立奎的足跡，我體認到，在宏都拉斯這樣的國家，女性面臨的處境有多麼艱難。許多人在工廠當女工、整理家務、當保母，一個月只能賺四十到一百二十塊美金。她們住在沒有衛浴、沒有廚房的小屋，一個月的租金卻要三十塊美金。在宏都拉斯鄉間，有些人只能住在一塊防水布下，他們沒有桌椅，只能坐在骯髒的地面上進食。
孩童穿著破爛的制服上學，買不起紙筆，也買不起一頓像樣的午餐。德古西加巴市的一個小學校長告訴我，有很多學生極度營養不良，連在學校集會中久站或唱國歌的力氣都沒有。還有很多小孩到了八歲時則是被母親要求休學，好在母親工作時幫忙照顧更年幼的弟妹，或者到街角兜售墨西哥玉米餅。七歲大的孩子在公車上兜售一袋袋的水，或者站在路邊的計程車招呼站等著幫司機換零錢。有的孩子甚至就在若望保祿二世大道（Bulevar Juan Pablo II）上沿街乞討。
來自墨西哥城的杜咪（Domy Elizabeth Cort?s）告訴我，她被她薄倖的丈夫拋棄後沮喪不已。少了丈夫的收入，她窮到一天只能餵小孩一餐。有幾個星期的時間，她一直在考慮是否要帶著她兩個才剛會走路的孩子一起跳水自殺。最後，她決定將孩子托給哥哥照顧，自己前往洛杉磯工作。日復一日，每天都有像杜咪一樣的母親拋下孩子──有些孩子甚至才剛滿月──前往美國，無從得知自己是否還能再見到自己的孩子。
這趟北上的旅程，我每走一步就越感到震撼，這些孩子想要到美國的決心竟如此堅決。他們願意忍受長達數月的煎熬和危險，因為他們抱有強烈的信念、絕不失敗的決心，以及想要與母親相聚的深切渴望。我在墨西哥南部碰到一個宏都拉斯少年，他被遣返回瓜地馬拉的次數已經高達二十七次。但他說他絕對不會放棄，直到在美國找到母親為止。我開始相信，再多的邊境警察也阻擋不了像安立奎這樣不計一切代價一定要進入美國的孩子。要疏導這樣一股強大的洪流，唯有從源頭處著手方能見效。
此外，我在旅途中遇到這些偷渡客們，也賜給了我一個無價的禮物：他們提醒了我，我目前所擁有的幸福是何其珍貴。這些人為了追求這樣的幸福，寧願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來到美國的單親媽媽，以及隨著她們而來的孩子，正在大幅改變美國的移民結構。每一年，移民至美國的女性和孩童，數量都在持續增加。他們成為我們的鄰居、學校的學生、和我們家中的幫傭。正當他們逐漸成為美國人口結構的一部分時，他們遭遇的困難和成敗，也將影響美國的未來。對所有的美國人來說，這本書應該可以為我們當代社會的這個角落，投進一絲光線，讓社會大眾正視這些問題。
此外，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讓那些打算從拉丁美洲來到美國工作的母親們了解到，拋下孩子，會造成什麼後果和影響，好做出更睿智的抉擇。要知道，這樣的別離最後多半以悲劇收場。
我在美國訪問過的所有拋下孩子的女性移民，原本都以為這場別離只是暫時的。會來到美國的移民，個性通常是樂觀的──她們非得如此不可，否則哪拋得下她們所愛和所熟悉的一切，前往未知的國度。但事實上，和孩子相聚往往是多年以後的事。而且，就算這一天真的來臨了，情況也往往不如她們所想──很多孩子都覺得自己當年遭到了拋棄，因此對母親懷著強烈的憤怒。但這也叫許多母親覺得受傷：孩子們此刻表現出來的應該是感恩，而非憤怒啊！她們犧牲掉和子女在一起的時間，含辛茹苦地在外地工作著，為的是什麼？為的是帶給子女更寬裕的生活和更美好的未來啊！
總的來說，來自拉丁美洲的女性移民們，通常得為此付出沈痛的代價：失去子女對她們的愛。即使團圓了，整個家也陷入衝突的狀態。男孩常常最後被迫加入幫派，尋找他們在媽媽身上找不到的歸屬感和愛；而女孩總是早早就懷孕，開始組織自己的家庭。就許多方面來看，這樣的別離正日漸摧毀拉丁裔的家庭。當初他們最重視的家庭觀，其價值正在逐漸瓦解。
另一方面，北上尋母的孩子們，成功抵達美國的機率並不高。很多人最後都心灰意冷地被送回中美洲。但本書的主角安立奎，他是鐵了心要和母親團圓。他會成功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