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閱讀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閱讀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11年1月18日 星期二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 張翠容


-
美國後院的前沿地
第一章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從何處而來,往何處去,都不是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
到山谷、到平原、到峻嶺,
到任何能夠走到的地方去當主人。

──墨西哥革命代表小說家阿蘇耶拉(Mariano Azuela, 1873-1952)



阿蘇耶拉寫下不少有關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的重要作品。而他所身處的時代,正是墨西哥體現「高地酋」(caudillo)①獨裁軍人高壓統治最嚴峻的時代,當時的廸亞斯將軍(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逐步以「貴族政治」取代前任遺留下來的「平民政治」,結果引發革命。


墨西哥文壇人才輩出,於一九九○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 , 1914-1998),對現代詩壇影響尤巨。對他而言,寫一首詩就像執行一次革命行動,這是一種不斷自我革新的理念。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中,他更道盡了西班牙語在拉丁美洲作為移植語言,在拉美文學中所產生的作用。



墨西哥富足的表象

一到達墨西哥城機場,眼前一片繽紛撩亂的景象,沒錯,我終於踏足在拉美的土地上。


我站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大都會的氣派,百聞不如一見,有不少朋友來過此地開會,各種的國際會議,無論是學術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社會運動的會議,都會在此地舉行,墨城真是一個中心,而且堪稱拉美大阿哥,試數數哪一個領域,不是由墨城牽頭的?


投資界談金磚四國,又或新興市市場,肯定離不開拉美地區的墨西哥。


拉美的石油儲量和產量僅次於中東地區,其中墨西哥是該地區石油產量最高的國家,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簡稱Pemex)於二○○八年更成為拉美石油行業收入最高的企業②。


此外,墨西哥又是美國企圖在拉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第一個實驗站,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自此,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一體化便成為拉美地區的樣板與典範③。


墨西哥的咖啡令我呷第一口即咳了數聲,可是,坐在城中一流的咖啡廳是如此賞心樂事,多麼有格調,多麼有品味,天花板的雕刻一絲不苟,掛在餐廳一角的油畫也甚有來頭,我最喜歡的就是緩緩播放出來的一首墨西哥音樂,一如現場的柔和燈光,整個氣氛令四周的顧客只願喁喁細語,鬈曲的棕色頭髮,長長睫目下的圓大眼睛,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西班牙語,加上畢挺的西裝和端正卻又跟上潮流的女裝西裙,他們是來自墨西哥的華爾街,出類拔萃的精英,戰後新興的階級。


多謝我在以色列認識的記者朱利亞安,他把我帶來此地,體驗一下墨西哥的繁榮和優雅,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認為墨西哥與美國合作才能創造雙嬴的局面。他壓低聲音說:「難道要去學古巴嗎?」跟著他「噗」的一聲笑了起來,聳聳肩,再說:「沒錯,跨國資本進來墨西哥是要牟取暴利,但我們也因此得到快速的發展。」


朱利亞安所指的發展,乃是墨西哥戰後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所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這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相類似,當時墨西哥有「美洲獅」之稱,分享「美洲獅」聲譽的還有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間,當時的發展理論强調,經濟發展得從追求GNP高速增長開始,並以「先增長、後分配」為發展策略,在這策略下,社會公義無奈靠邊站。


由於墨西哥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大財團手中,增長而不分配讓社會階級鴻溝愈益嚴重。


試想想,一個僅由二十二個強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團和其他二十個外國集團組成的小型核心團體,已霸占了整個墨西哥市場,而國內的出口商也只有十個生產集團,他們的壟斷地位令其他企業根本無法生產,在這情況下,即使經濟增長如何快速,對普羅大眾而言,完全毫無意義,這只不過反映著一小部分經濟精英的財富又膨脹了。


高增長帶動高通膨,人們基本生活受到威脅,紛紛北望美國尋找出路,使墨西哥出現大量移民潮、偷渡潮,而墨西哥的經濟竟然也依賴在外的數百萬墨西哥人賺來的外滙支持。


無論如何,朱利亞安還是極力向我展示墨西哥富足的一面:琳瑯滿目的各種商品、高貴優雅的中產文化、鳥語花香的花園洋房、紅酒、名車、美食……


第二天,他又帶我去探望他一位來自古巴的朋友黛麗絲。黛麗絲打扮男性化,四、五十歲,自己一身創立製作公司,辦公室裡滿是錄影帶、照片、海報、書籍、器材等等,十分混亂,她抽著古巴大雪茄,一派女中豪傑。她一見我,先來個大擁抱,知我是記者後,便大數古巴這個共產祖國的不是,墨西哥相比之下,有偌大的自由空間,讓她可以實踐古巴不能做的事,例如創業、出遊、買房子……


她說:「在古巴,人容易得精神病,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因發揮不了才能,加上生活逼人而自殺,官方不許報導這等現象。」我瞪大眼睛,第一次聽聞古巴的精神病和自殺率奇高。黛麗絲繼續煞有介事告訴我古巴人出走的原因,在她心中,墨西哥是天堂。


但,我心中有數,墨西哥擁有世界首富,例如電訊鉅子,卡洛斯.斯利姆.埃戶(Carlos Slim Helu),其身家在二○○七年一度超越美國微軟公司比爾蓋茲,躍升《財富雜誌》富豪榜全球第一位,僅此而已,他們遮掩不了其背後的千瘡百孔,還有浩浩蕩蕩的窮人群,令人一看便震驚。


走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氣勢磅礴的商業大樓,工商企業大部分由外資控制,金融業如銀行則全屬歐美機構,例如Bancomer、Banamex、Bital、BBVA、花旗集團及匯豐銀行。這是怎樣來的?最初,國家表示注資救本土財團,把企業變成優質後,則又高價賣給外資,例如Banamex在五週內獲注資一百五十億後由花旗集團收購,本土的大股東獲益巨大④。


結果,本地企業在市場的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十,其他全屬跨國公司擁有,農業垮了,工業完了,金融業屬於國際資本,令國家依賴外資的程度幾乎達百分之一百,經濟結構脆弱,只要外資有什麼風吹草動,國家即面臨崩潰。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八二年及九四年的金融危機,以至一九八二年由墨西哥所引起的全球債務危機,都是值得深思的例子。


我與朱利亞安一討論上述的問題,便會沒完沒了。


朱利亞安的弟弟李奧普度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攝錄鏡頭,而他手中的攝影機就是他的一隻眼睛,我驚訝兩者的透澈。他與哥哥乃是一個向左走,一個往右跑。一次,我受邀到他們家裡吃晚飯,兩兄弟一講起國家大事,便很容易爆發爭論。當時(二○○六年七月)墨西哥正進行如火如荼的大選。


他們是分裂中的墨西哥縮影。



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李奧普度要拍攝邊境區加工場(西班牙語稱Maquiladora)的故事,特邀我一同前往觀察,這是一趟艱苦的旅程,但李奧普度這位免費導遊也實在令我大開眼界。


想不到,七月的墨西哥城一早一晚是如此的清涼,我們就在冷風中於朦朧的月色裡進發。在顛沛的公路上,我想到《巧克力情人》(Como agua para chocolate,港譯《濃情朱古力》)這一部經典墨西哥電影,我經常這樣苦中作樂。


或許,墨西哥的巧克力真的是甜得醉人,如有機會一定要嘗試一下。此際,我的思緒隨著無邊的夏月奔馳,沒有政治,卻出現了一首墨西哥無名詩人的詩作〈蛇〉:


牠喜歡漫漫長夜

因為有黑暗做牠搏鬥的對手

在牠的尾巴掃過的每一塊石頭上

火星四起,火光四射

背負黑暗就是背負火焰

在黑暗與火焰鬥得最激烈的時候

蛇的背上伸出了羽毛

這羽毛永遠不會被薰黑

也永遠不會被燒焦

這羽毛將帶著蛇飛行

黑夜愈沉

牠將飛得更高



墨西哥與美國的陸地接壤邊境特別長,遠望那一條界線,我感到哭笑不得。因著密切的地理關係,美國自然視墨西哥為第一個大後院,大後院的意思是……


我想到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⑤。


這是一個似乎已過了時的理論,但隨著美國於二○○八年正式引發的金融海嘯,它又回來了。


原本為拉美政經情況量身訂造的一種學術解說,倒頭來卻呈現出第三世界的普及性,它或許還有不完善之處,有對手如西方發展理論派甚至猛烈批評之,但依賴理論是屬於拉美的。


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畢齊(Raul Prebisch)首先提倡並發揚光大,他指出,强國經濟發展成一個世界中心,其他較不發達國家成為這個中心的邊陲,並依賴中心生存,為中心服務,因而令自己變得異常脆弱。在此,美國社會學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接依賴理論,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一時之間,拉美成為發展理論的焦點與範式。


或許,拉美是對抗資本全球化最早的一個地區,代表歐洲資本擴張的西班牙首先看上了拉美豐富資源,以最快、最狠的速度把這地區捲入原始資本累積的洪流,納入了他們的首個擴張範圍,使得拉美成為世界現代資本體系牢牢困窒而不斷出現反彈的典型例子。


閱讀拉美歷史就是閱讀一頁重要的全球化歷史;閱讀拉美歷史就是閱讀一頁中心與邊陲之間角力的歷史(見附錄二)。


在漫長的邊境地區,有震耳欲聾的機器聲,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於一九九四年正式生效後,美資公司終於可以自由汲取墨國廉價勞動力,因此,在邊境一帶地區,湧現大量血汗工廠(sweatshop),來自墨西哥窮困地區的居民,紛紛跑到此地尋找工作,而美國廠商也前來尋找廉價勞工,並享有邊境區内出入口免稅特惠政策。


一時之間,自由貿易製造了很多幻想,與此同時,境界線卻出現更嚴密的鐵絲網,更堅實的圍牆,我不敢靠近,與邊境界線一樣長的血淚故事,與亂草一同在孤獨的空氣裡哭訴。


像這樣的情景,同樣出現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整個中美洲是一個龐大的國際加工廠,停不了的機器,流不盡的血汗。


墨西哥勞工幻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鼓勵更多美國投資和貿易,那麼他們便可得益於製造業加工區的擴大,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可惜,殘酷的現實很快告訴他們,投資與貿易的增長不等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赤裸裸的自由招牌面前,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令勞工缺乏議價能力,當生產力上升,工資卻反之下跌,人們無法脫貧。事實上,墨西哥生活於貧窮線下的人數,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九七,上升至二○○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我在李奧普度的引介下,訪問了兩母女,她們離開農村,加入名牌運動鞋加工廠的生產線,媽媽謙卑地表示有一份工作已很滿足,她沒有想得太多,省下微薄的工資來貼補家計,她向我說:「自貿易協議實施以來,這裡的確增加了很多工作機會,我想,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是嗎?」


但女兒卻氣憤表示,媽媽不自知地賠上她的寶貴健康,狗臉的歲月,吃人的機器,工廠空氣中瀰漫著烏黑的粒子,刺鼻的臭味。


我聯想到年前去探望一個中國農村家庭,這源起於我在以巴地區採訪時認識了一位來自江蘇農村的黃大哥,他因農村無以為繼,冒險往以巴地區工作,結果客死異鄉。他臨死前向工友留下我的電話號碼,囑咐其家人找我幫忙。


我走進黃大哥的故鄉,農村已面目全非,大部分土地出租給外資紡織廠,黃大哥的兒子小鵬在紡織廠工作,一天十二小時,一星期七天,做一天計一天工資,沒有有薪假期,更沒有任何福利。


小鵬告訴我,他們工廠分兩班,日班由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晚班由七時到第二天早上七時。我瞪大眼睛,一天二十四小時,機器就是這樣不停轉動?


小鵬及他媽媽帶我走到黃大哥墓前拜祭。黃大嫂禁不住哭喊,說:「我們來了,張記者也來了,你安息吧!」


在一片渺無人煙的空地上,一個個的荒墳在雜草裡默然屹立,而黃大嫂一邊哭著,一邊撒著溪錢(廣東語:亡者用的金錢),漫天溪錢飛舞著,忽然一陣風吹過,黃大嫂隨風遠望,沉默了一會,心情突轉豁然,咧嘴向我說:「黃大哥剛才已乘風來看過我們了。」


然後,黃大嫂心滿意足回家去,但我的心隱隱作痛,農村人的純樸,卻成為被剝削的對象。這裡的雜草,墨西哥的亂草,一樣在風中發出呼呼的哭訴聲。


工人們的前路如看不見彼岸的黑洞,不過,我在此看到彼此的命運,從中國到墨西哥。



誰欺騙了你的自由?


我在工廠裡繼續走動觀察,從墨西哥工人們身邊經過,他們望著我這位外來客,滿臉灰塵汗水,竟還向我展示燦爛的笑容,點頭表示bienvenida(歡迎)!


Bienvenida!美國廠商自由湧入,但美國卻不斷收緊移民政策,明顯是衝著墨西哥而來,兩國接壤的邊境經常發生流血事件,引發不少悲劇。據統計數字,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接近四百萬黑市勞工企圖偷渡到美國,有不少就此枉送性命。


美國軍警在邊境上嚴守著,惟恐墨西哥的混亂狀態如傳染病蔓延到美國境內:走私販毒、黑市勞工、偷渡者……


「要錢不要人」,墨西哥人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口邊,指控美國。


墨西哥的「亂」和與美國的關係,可算是拉美地區的一個樣板。


了解墨西哥後,穿過美洲的肚臍,再往南美洲,我們便可有個概念,何謂拉美化?


墨西哥經濟學者赫拉斯(Carlos A. A. Rojas)指拉美化即貧困化,這是由於拉美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嚴重失衡情况,其主要特徵包括:外資主導型開放經濟下出現階段性經濟高速增長,只重增長卻不公平分配,加上威權統治導致官商勾结、政治腐敗,法紀不彰,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原來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方,階級異常分化⑥。這一不均衡發展導致城鄉差距加大,人與自然得不到和諧發展,加上輕視教育福利等社會保障,社會治安惡化。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問題核心在於外資主導型開放經濟下,令拉美喪失對本國經濟和資源的控制權而付出代價。



無論如何,拉美地區被譏為「有增長、沒發展」,單看數據可以嚇人一跳。例如貧困人口比例從一九八○年代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不斷上升至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整個地區有二.二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百分之一的地區人口便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地區財富⑦。


環望世界,有多少地方正在拉美化?近年,有中國學者關注中國有否出現拉美化現象⑧。


我和李奧普度談到拉美化的怪現象,也談到北美自由貿易的怪現象。紐西蘭的奧克蘭研究所有以下的研究:自由貿易不平等。墨西哥完全打開大門後,美國仍然繼續農業補貼政策,美國農民可大量生產廉價農產品,並挾優勢湧入墨西哥,例如玉米,令入口產量翻了幾翻,單是二○○三年已高達八百萬噸,令人咋舌。


眾所周知,玉米是拉美主要糧食之一,面對美國玉米生產優勢,墨西哥玉米農民無法競爭,紛紛被逼離開農地,另謀發展;諷刺的是,他們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受害者,結果還是擺脫不了自由貿易的枷鎖,在血汗工廠工作的工人,有多少正是剛放下犂頭的農民?!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現在,墨西哥的進口糧食竟然占了該國的糧食供應百分之四十;反之,墨西哥的本土農業卻不斷萎縮。


李奧普度無奈地苦笑,說:「這就是作為後院的悲劇,到頭來人民什麼都沒有!」


與美國為鄰,是宿命,是詛咒,還是祝福?在墨西哥,有一句流行的順口溜:「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對,墨西哥的政經架構乃是按美國模式而建立的。自一九一七年制訂民主憲法後,墨西哥的民主正式制度化,但這種制度經常給國民譏笑為只有外殼,內裡有太多可供操弄的空間,貪污舞弊,是墨西哥政治的一大特色。


一九一七年以前,墨西哥人經歷了三十五年總統迪亞茲(Porfirio Diaz)獨裁統治,一九一七年以後,卻又有統治墨西哥達七十二年的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無論是迪亞茲或是建制革命黨,都是以服務外資及大企業為主要政策。


結果到了二千年,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以為牢不可破的建制革命黨,結果輸了大選,由另一個政黨,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上台,墨西哥人指墨西哥革命黨不是敗給國家行動黨,而是敗給他們過去極度腐敗的政績。


但,諷刺的是,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Vincent Fox)接任總統後,競選時所承諾的改革一一落空,一方面由於國家行動黨在國會屬少數黨,令福克斯施政困難,另一方面,曾任可口可樂領導層的福克斯,與工商界關係千絲萬縷,最後也逃不出聽命於大企業的金剛箍,令貧窮不僅沒有改善,反之擴大,而他在任內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激發更大的社會矛盾⑨。


二○○六年,又是大選年,但這一年對拉美人而言有著更大的意義,因為從二○○六年開始,拉美國家逐一向左轉。而在墨西哥,這一年的大選,差點兒也跟著顛覆了該國過去的政治版圖,為人民帶來短暫的革命美夢。


那麼,我就把鏡頭對準二○○六年的大選,來一個歷史的定格。這回亦不例外,歷史的時鐘在廣場上擺盪著。


二○○六年大選的歷史定格



每一個首都總會有一個廣場,或與廣場相若的地方,讓人民感到他們的實在、他們的虛無;他們的力量、他們的渺小。


廣場,是一個人民與政府角力的聚焦之地,無論在民主國家,或是獨裁國家,皆如是。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土地珍貴,容不下一個廣場,但有個維多利亞公園。公園入口處即可見象徵殖民歷史的維多利亞女皇像,總在人群之中正襟危坐,窺視公園裡所發生的一切。這個維園,不會完全屬於人民,只不過人民以為他們完全占領了維園罷了!


在墨西哥城,位處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蘇家諾廣場(Plaza Zocalo),在歷史上無數次給人民占領。至於轟動墨國的一九六八年一場學生運動,也一樣從廣場開始,這是與蘇家諾廣場同樣知名的三文化廣場(Plza de las Tres Culturas),結果遭血腥鎮壓,悲壯收場,墨西哥知名女作家兼記者艾蓮娜.波尼亞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曾就此寫成感人的《泰第勞哥大屠殺》(Tlatelolco Massacre),又名《墨西哥大屠殺》,我在墨西哥城訪問了她。


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大選則如火如荼,我走訪她的家,一個位於墨西哥城市郊的高尚住宅區Chimalistac。


由於艾蓮娜本身是記者也是作家,這令我想到波蘭已故記者兼作家卡普欽斯基,他們兩位同樣強調街頭文學,也一樣享有國際聲譽。


湊巧地艾蓮娜的父輩血統亦是波蘭人,而且來自皇室貴族,她母親則是墨西哥人。


這樣一位貴族後裔,她卻選擇走進墨西哥底層去記錄。她曾這樣說,她的文字就是無聲者的聲音。


她說:「我們是自己的版圖,我們寫因為我們可以,我們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


她寫女人,特別是來自貧窮的女人。


我與她的訪談,也是從女人開始。


問:艾蓮娜,其實你有很多選選擇,你出身在巴黎,父親來自波蘭,經常到美國講學,但為什麼選擇墨西哥?選擇西班牙語?

答:我母親是墨西哥人,我愛我的母親,以及她所屬的土地,就像拉丁美洲人視土地如母親一樣,深深愛著他們的母親。


問:為什麼你經常強調女性作家這個身份,特別是你的拉丁美洲女性的身份?

答:我覺得,女性一直遭到錯誤的表述,而拉美女作家更是如此,因為她們都是來自貧窮無助的角度。整個拉美,貧窮是這麼普遍,令人不怎麼當一回事。但作為一名女作家,你會很容易自覺你和窮人的邊緣身份,你要和他們站在一起。


問:對,《這裡在凝望你,耶穌》(Here’s Looking at You, Jesus)一書中,就是敘述了一位農民婦女參與墨西哥革命的事蹟,這是一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故事,你卻用小說的方式去寫。但你又偏偏愛記錄,用記者技巧去仔細採訪,去調查,你不放過每一個人,特別是街頭上的人。你認為在你雙重身份中的記者角色,對你有什麼影響?

答:記者的身份讓我有機會去問,多於去答。如果要我告訴你,影響我寫作至深的是什麼?我會說,那就是街頭的聲音。


問:那是一種怎樣的聲音?

答:那是屬於失掉聲音者的聲音,囚室中的哲學家,流動的叫賣者。他們受著各種各樣的迫害,即使他們的語言,都是脆弱的。沒有了語言,便沒有了身份。


問:你所指的是窮人與女性?這是你作品永恆的主題,是嗎?

答:還有其他受壓迫者,在這裡多不勝數,窮人與女性在其中有一種獨特的代表性。


問:對,你的《墨西哥大屠殺》真是一本令人感到震撼的書,當我細閱書中一九六八年學運的受害者個案時,實在無法釋懷。據估計,有二百多名示威學生遭軍警殺害。他們只是用和平方式去抗議獨裁政府剝削了他們的自由。聽聞,霍克斯(Vicente Fox Quesada)政府剛出了一份報告,承認前政府使用了過份的暴力,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答:就是僅此一份報告而已,他們沒有特別追究或賠償。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就是用屠殺的方式去對待異己,然後埋藏真相,剝奪我們的記憶。在這個充滿謊言和偷竊的國家,沒有比去揭發真相更重要。你知嗎?在這裡,沒有人不去偷,政客偷得最狠。


問:因此,你要記錄,切切實實去記錄。但,你也有參與政治,你為什麼去支持奧布拉多?

答:正因為他沒有去偷,也沒有撒謊。噓!你知道嗎?在墨西哥,如果你知道一位政治人物竟然不去偷,也不撒謊,這是多麼的一件大奇聞啊!廉潔的政治,這對墨西哥人是如此重要呢!因此,當奧布拉多參選時,老百姓用最大的熱情去支持他。在蘇家諾中央廣場上,即使社會的邊緣人士,也都現身了。他們很有秩序,用各種方式為奧布拉多助選,你看見了嗎?


問:我有看見,的確是聲勢浩大的隊部。你與奧布拉多認識很久嗎?

答:沒有,大選前我與他只有幾面之緣,但他來找我,我覺得墨西哥是時候要轉變了,整個拉丁美洲都在變,墨西哥能趕上這個大潮流嗎?她會錯失這個機會嗎?


問:知識分子在當中的角色是……

答:墨西哥的老百姓都盼望知識分子能出頭,作家的每一句話都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他們都在等待我們開口、介入!


問:就好像查巴達運動領導人馬哥斯,他原本是大學教授嗎?

答:我不認識他,但他成功把一個原本已被遺忘的查帕斯省,再次受人關注,這是他的功勞,還有當地的婦女,她們是底層中的底層,現在她們都明白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真讓人感動呢!馬哥斯發揮了他的作用。事實上,墨西哥的社會運動愈來愈強大,你打算去了解嗎?我兒子也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有機會給你介紹吧。好了,我要外出了,要為奧布拉多站台。


其後,她跑到蘇家諾廣場去。


在大選的日子,人民在廣場上表達他們的訴求,那些原住民、政黨支持者、草根苦主、無家可歸者……在綠色與白色的巨大墨西哥國旗飄揚下扎營不走,他們播放出最強勁的口號與歌曲。


這個廣場很有趣,只要細心觀察,你會發覺它四周受到總統府、市政府、大教堂的包圍、俯視。


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一樣,墨西哥人嚴守天主教的作息,一到星期天,所有店舖關門(少部分例外),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只有教堂鐘聲叮叮噹噹響個不停。不過,在大選日(七月二日),熱情的選民紛紛跑到投票站,弄得市面鬧哄哄。一位墨西哥記者朋友領我觀察大選情況,看到投票站外長長的人龍,我感嘆地說,這表示墨國情況到了不能不改變的時候了。


這次兩大陣營鬥個你死我活,而選民也嚴重分裂,兩個主要候選人在選前的勝算只相差百分之三至五。希望維持現狀、穩定發展的選民會支持國家行動黨的卡德隆(Felipe Calderon),他是上任總統福克斯的繼任人,擁抱自由經濟的同時,也賣弄一下他對低下層的關注;但另一民主革命黨(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D)的奧布拉多(Lopez Obrador)則不諱言,大黨派對低下層的福利承諾,一旦當選,怎樣可以實踐?到頭來就可能一如福克斯,再次令選民失望。


二○○六年七月的大選不但特別,而且重要,國際傳媒各就各位,美國也在密切關注,這個就在他們腳下的拉美石油國家,會否受到南美左翼風潮的骨牌效應影響?然而她與美國關係更為緊密,除了在地理上與美國相連外,她又是美國全球第三大貿易夥伴,美國是墨西哥石油的最大輸出國。


諷刺的是,因墨西哥缺乏相應的技術,惟有依靠美國提煉原油再輸入墨國,但油價已翻了幾番。據統計,墨西哥有百分之四十的汽油來自美國。


在墨西哥,大家都抱怨油價太貴,老百姓未能從產油工業得益,反而加大了貧富差距。


墨西哥普羅大眾指責美國跨國企業操控墨國最大的天然資源──石油,指責現任總統福克斯官商勾結、腐敗無能,只淪為美國的傀儡。


「我們需要一場革命!」墨西哥社會出現嚴重的階級與經濟分化,分析家指出,墨國已為一場聲勢浩大的階級革命拉開序幕,北面的中產精英對抗南面的勞動階層及印第安原住民。中產精英要求維持現狀,高舉國家行動黨的藍色黨旗,他們的主席卡德隆終於以半個百分點勝出成為總統。


卡德隆與前一任總統福克斯同屬一個政黨,曾在福克斯政府中當過石油部長一段短時期,主張石油私有化,加強執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對美關係,是美國商界的忠實夥伴。


事實上,墨西哥自一九三八年由民族主義將軍卡德納斯(Lazaro Cardenas)國有化石油產業以來,沒有人夠膽挑戰,直到二千年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上台,跟著輪到卡德隆,他們均先後提出石油私有化,並成為政黨之爭。


墨國的勞苦大眾則把希望投射到奧布拉多身上。奧布拉多提出以滅貧掃盲為主的社會經濟模式,主張石油維持國有,資源重新分配,檢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公現象。但,我留意到,他在演說中對於美國和商界關係總是小心翼翼,避重就輕,可是,卡德隆陣營一開始即已把他打成共產黨同謀,並將他和古巴的卡斯楚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相提並論,一樣是危險人物。


墨西哥窮人則要把奧布拉多吹捧成為他們的救世主,一群熱情的支持者更在廣場上擺放了一系列革命家的肖像,從墨國獨立運動英雄伊達哥(Miguel Hidalgo)、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到越南的胡志明、中國的毛澤東,再加上奧布拉多,造就了他們的革命夢想。



大選結果卡德隆竟以百分之零.五險勝,點票過程具爭議,因有百多萬票不翼而飛和數十萬票發現在垃圾箱裡。落敗的民主革命黨不滿大選出現舞弊情況,支持者呼喊:還我公平選票,Voto por Voto, Cassilla por Cassilla?



在墨西哥大選日,我意想不到有那麼多國際觀察員來到這個國家監察選舉,他們不是什麼國家代表團,而是一些民間組織或個人自掏腰包,跑來為墨西哥人民打氣。



在酒店認識一群來自加拿大的觀察員,他們都屬於一個叫「Common Borders」(共同疆界)的組織。這個組織專門觀察拉丁美洲的大選,計有秘魯、智利、薩爾瓦多、玻利維亞、厄瓜多,很快他們又會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



他們一致表示這次墨國大選很特別,首先各政黨投入大選的經費可算是前所未有,而且動員能力驚人,從知識分子到草根農民,全國都弄得沸騰起來。就好像拔河比賽,拉扯得各不相讓,把社會狠狠地撕裂成兩邊,並互相撞擊,令人感到七級地震即將發生。墨國外資當然不希望左派上場,這裡的傳媒與之很是配合。



你隨便與任何一位墨西哥人說起大選,他╱她都會滔滔不絕,並指墨西哥對美國太重要,美國絕不容許左派勝出。很多中美洲國家由於要排斥左派當選,導致內戰發生,民不聊生,留下的傷痕久久未能癒合。



在一大群國際觀察員當中,我認識兩位來自挪威的女孩,還有一位法國男孩全副「武裝」——拿著專業攝影機、照相機,戴太陽帽,穿上防水風衣、皮靴,充滿精力到處跑,拍下他所見證的一切。



墨西哥有一個民間影音團體,在重要日子都會免費借出器材,讓更多人可以攝錄見聞,即使外國人如我,也可借用。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要求借用者留下一份他們的見聞紀錄,其目的是可讓他們獲知不同借用者的不同觀點與角度。



由於墨西哥民間社會長時期與政府抗爭,社會運動組織湧現,而且變得國際化,墨國的社運組織與國際公民社會有豐富的交流,例如墨國北部城市瓦哈卡(Oaxaca)的教師運動,便獲國際公民社會的同情和支持⑩。


至於上述兩位挪威女孩,她們前來墨西哥城觀選之前,原來一直在南部查帕斯(Chiapas)協助農民。她們還熱情地邀請我到查帕斯探訪她們所屬的組織,以及附近不同部落的農村。她們告訴我,由於世界各地來墨西哥參與社運的何其多,因此,墨國政府設計出一種社會運動簽證,沒有申請該簽證的,一律不可參與各種遊行集會,我聽得好奇又半信半疑。


大選當天結束之際,有傳聞指有一百萬張選票不翼而飛,國際組織與當地團體(包括學生等)組成一個龐大遊行隊伍,反對貪污的大選、受操弄的大選。


當有關當局宣布大選結果後,墨西哥城開始竊竊私語,我在酒店認識的一位美國人即時大笑,指這與美國二千年那次大選何其相似,而酒店內的守衛則很氣憤,認為是美國協助右派阻撓左派的奧布拉多當選成為總統。


勝出者也不必太高興,墨西哥社會嚴重分裂,失敗陣營會返回原有崗位,繼續他們的革命之旅。而卡德隆上台後,他所提倡的石油私有化處處受阻,後來以改革代替,二○○八年由能源部向國會提交改革草案,建議擴大與外商合作領域,引起社會上爭論不休,令原本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


在大選日,墨西哥城知名學府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於下午舉行了一場反選舉的音樂會,地點是大學大禮堂,這大禮堂正是以切.格瓦拉命名。


我跟著一班同學跑到大禮堂,校園區沿途可見不少具革命內容的壁畫,在鮮艷奪目的顏色裡裹藏了震撼人心的革命信息。其中一幅壁畫,頭頂上印有一大行字句︰Education is Revolution(教育就是革命)。


當中有一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學生伯查,他向我說:「你來墨西哥,不能不了解這裡的社會運動為什麼如此蓬勃?」


遺世獨立的查帕斯自治區

第二天,他即帶我坐公車到一爭議性小鎮阿丹哥(Atenco)。一上車,即可看見司機位置旁有一聖母瑪利亞像,在聖像下面便是切.格瓦拉像,兩個像一上一下,和諧地並存,也真夠諷刺。司機知我好奇,向我說了一大堆西班牙話,之後,豎起大拇指,並問我有什麼看法?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在我身旁的伯查連忙翻譯,說︰「他問你支不支持他們的革命?」


經過幾個小時後,終於來到阿丹哥,隨處可見的政治標語,令我大開眼界,這裡真不愧為墨西哥人所共知的政治鄉鎮。當我正墮入沉思時,一位小女孩拿著兩把長刀從我面前經過,她還故意捉弄我,向我耍弄了兩下長刀,霍霍有聲,嚇得我瞪大眼睛。


她大笑起來,我忍不住問她多大,她舉起八隻手指,啊!才八歲,怎麼耍弄刀劍而毫無懼色?她指著牆壁,上面有一蒙面婦女肖像,也是一樣手持長刀,旁邊寫著︰我們不要大選,只要革命,就讓我們每人拿起長刀來,保衞尊嚴與土地。


不久,一大群示威者出現,個個手持長刀,準備坐車到墨西哥城遊行去。我嘖嘖稱奇,在香港,怎會有如此兇猛的示威?!聽聞阿丹哥不久前因人民抗議政府沒收他們的土地來興建機場,發生大規模衝突,數十人死傷、被捕,而長刀,正是他們抗爭的重要武器。


其後,伯查帶我到墨西哥城附近村鎮了解當地的貧困情況。那裡有一個社區,不少居民沿著已棄置的火車路軌建立他們的居所。細看之下,他們的房子是一些破爛的貨櫃車,一家幾口就這樣住在密不透風的貨櫃裡。


這令我想起印尼雅加達的貧民窟,還有菲律賓的垃圾山;世界人口有多少活在貧窮線之下,每天只能賺取數美元來維生?如果墨西哥政府不正視貧窮的問題,相信這個壓力鍋很快便會爆炸。如果表面的經濟繁榮沒有穩定的社會作為基礎,那麼繁榮永遠只能是表面,如肥皂泡泡,一刺即破。


我舉起相機欲拍下火車路軌上的生活情況,一位拿著水壺的居民怒目而視,伯查催促我趕快離開,並告訴我,他們可以很暴力。


在火車路軌社區的附近有一間雜貨店,貨架上竟然有大麻與一些我不太懂的毒品。我有點驚訝,伯查聳聳肩,表示政府無力管制毒品。一個窮字,令這裡的毒品氾濫,而他們販賣毒品的主要市場就是美國。


伯查問,美國為什麼也無能力控制毒品?美國黑市市場對毒品的需求量之大,也令人咋舌。美國不但需要墨西哥的石油,毒品更成為兩地罪惡之源。現在,墨西哥最大的難題,就是毒梟的政商勢力龐大,毒品問題很難解决,在美墨邊境,每天都上演殘酷血腥的毒品爭奪戰,上萬人死亡。



當墨西哥年長一代的作家仍然哀嘆上世紀革命壯志未酬,年輕一代作家卻只為目前的社會暴力憂心,他們不少作品反映墨國社會問題︰教育、治安、失業、販毒……



從墨西哥所面對的種種複雜難題,我們的話題很容易扯到革命去,伯查興奮起來,他提到墨西哥的神秘革命家副總司令馬哥斯(Subcomandante Macros),他是何許人也?眾說紛紜。


伯查得意地表示,他真名為Rafael Sebastian Guillen Vicente,原來就是他的大師兄,在國立自治大學唸哲學和傳播碩士,論文乃研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權力理論,但深受左翼政治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81-1937)的影響。


我記得有人指他曾在國立人類學院任教授,後來聽說他應該在碩士畢業後留在母校教傳播哲學,總之,大家都有不同的說法。無論如何,他被視為墨西哥以至拉丁美洲的現代革命家,則是毋庸置疑。


無論如何,馬哥斯放下一切,隻身跑到墨西哥南部查帕斯地區領導農民革命,組成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⑪,並帶上鴨嘴帽,把面蒙起來,其他查帕達的成員也一起蒙面,人稱之為蒙面騎士,成為了一支世界矚目的反企業全球化革命軍。最令人嘖嘖稱奇的,就是他透過對現代傳播的知識,利用互聯網、短訊等科技將查巴斯的人權情況向世界發放,讓原本不為人知的查帕斯地區,一度成為國際傳媒的焦點。


每一場革命,都是一場解放土地的革命。在拉美地區,因土地引發農民起義事件屢見不鮮,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交替期間,便曾出現一位傑出的農民革命家查巴塔(Emiliano Zapata, 1877-1919),領導南部原住民爭取土地和自由,他並呼應北部由馬德羅領導的新興工人階級抗爭行動,爆發出轟轟烈烈的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


頭頂著墨西哥大草帽,一身農民打扮的查巴塔,自此成為農民的精神象徵。我在墨西哥城的國立自治大學校園裡,見到他的肖像海報,在薩帕斯省當然也見到他的肖像海報,而現在的查巴達運動便以查巴塔命名,自稱要繼承這位農民革命家的遺志,馬哥斯更進一步說:「我們是五百年前的產物!」


究竟查帕斯是一個什麼樣的地區?


由於他的存在,每年吸引無數國際社會運動人士來到墨西哥,令這一場農民革命增添濃厚的浪漫色彩。


從墨西哥城到南部查帕斯,需要十三個小時至十六個小時不等,友人建議我坐最貴的那一種公車,比較安全。果然不負期望,這裡的高價巴士比美國灰狗好得多,由於貴(七十五美元一程),沒有太多人乘坐,我可以在巴士上好好睡一個晚上。


該地與瓜地馬拉接壤,我就以此為我在墨西哥的最後一個站,下一站往瓜地馬拉。


公車停在查帕斯的一個著名山城叫聖克里斯托巴(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一陣清新空氣撲面而來,這使我想起上一次到玻利維亞印加山區的感覺。這裡是查帕斯的旅遊勝地,到處可見小客棧與餐廳,還有嬉皮風格的旅客到處流連,附近有馬雅村落和其他原住民部落,從山區到叢林,都可以滿足來獵奇的外國人。


在查帕斯,我就以聖.格斯度波爾為基地。美麗而優閒的小鎮以前曾發生過政府軍與游擊隊激烈衝突,其中的恩恩怨怨,該從哪裡說起?這裡的居民都會搶著與你細說從頭。


一九一○年革命後,政府承諾從大地主和教會手中取回土地給農民,結果未有實現,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長期執政的建制革命黨誘騙薩柏斯農民,讓出部分土地,讓外國財團在該地興建水壩,完工後,居民便可以享受免費電力,結果水壩是建好了,但水電費不僅不是免費,反而比過去更貴,有些地方甚至無電力供應,居民大呼上當。


其實更早之前,資源豐富的查帕斯已是外資垂涎之地,居民用盡各種方式,捍衛自己的土地權益,衝突頻生,這令我想到印尼的亞齊省和伊里安查亞省、柬埔寨的柏寧省,這都是我曾經採訪過的地方。日光之下無新事,來到薩柏斯又是相類似的故事。


所不同者,查帕斯農民以更大的決心,來向西方財團說不,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落實,激發起薩柏斯原住農民高聲說「受夠了」,薩柏斯解放軍於焉誕生,其領袖馬哥斯立刻吸引世界的注意。


一到達,我馬上聯絡當地的人權組織,他們告訴我,查帕斯會在八月舉行聯邦政府選舉,省長和市長選舉也包括在內,因此聞名於世的墨西哥叢林游擊隊查巴達會暫時處於低調狀態。他們和聯邦政府共同發出紅色警告,政府方面惟恐游擊隊出來破壞選舉,而游擊隊則防範軍方在大選期間向他們採取鎮壓手段。


右派卡德隆勝出後,游擊隊嚴陣以待,很多屬游擊隊的自治村落都對外界異常敏感,如果誤闖禁區,恐怕會遭到很大麻煩,年前他們便扣留了一名美國遊客,擾攘一番後才釋放他。


我沒有受到該名美國遊客的遭遇所嚇倒,再次試圖上山了解情況。


但這回我真是要認輸了,紅色警告牌懸掛著,任我怎樣遊說,也難窺見游擊隊的真貌。我與人權組織聯絡,他們表示,連他們也難上山提供協助,何況是我這名外來人。其中一位在查帕斯已有九年的人權工作者巴西布告訴我,那些激進原住民自治村落,由於過去受到欺壓,對外來人並不信任,如沒有准許證,勢難跨越檢查站,進入他們的家園。


當他們說不,就是不,他們亟需別人的尊重,若有人硬闖,即表示不尊重,他們便會不客氣了。


巴西布看見我一臉失望,表示可詳細講解查帕斯自治區的運作,聊以補償。


他說,自治區算是遺世獨立的一個異數,可算是國中之國,它有著自己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體系,原來一直被剝削教育機會的原住民女孩,在自治區內可以平等上學,參與生產,甚至加入解放軍軍隊,拿起槍來。


自治區裡有幾十個村社,村社按各自優勢種植,豢養禽畜、製造手工藝品,然後以物易物,來滿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自一九九四年開始鬥爭以來,他們為實驗這一個理想國而付出多少血與淚,甚至生命?!站在一片翠綠的山區上,卻感到天地蒼茫,風與樹葉磨擦得沙沙作響,如亡者的納喊聲,催促後人繼續上路。


可是,我仍想了解這裡的農民革命。首先,我在山區採訪一個曾經歷屠殺名叫Acteal的村莊,一九九七年和二○○二年該村莊農民曾因捍衛土地起義,一九九七年墨西哥軍方鎮壓當地起義農民,殺死了四十五人,但現在他們渴望能以和平手段抗爭。


奇怪的是,曾在香港大學擺設的羞愧之柱(Pillar of Shame)巨型雕塑,竟然就放置在紀念堂外,旁邊有一幅標語︰土地與尊嚴不能賣!


Acteal村民尚算友善,村長邀請我一同前往村內的教堂憑弔屠殺受害者,村民所有死者的照片懸掛在牆上,整齊排列。我一看之下,竟然全是婦孺及少年人,墨西哥軍方之狠,可見一斑。


村長為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記者,特別把村裡的所有重要人物都請了過來,他們輪流將原住農民的鬥爭史重說一遍,並給我一些影印材料,明顯地他們習慣接待記者,知道記者的需要。他們還帶我參觀這一條村舍,探訪了好幾個村民家庭,他們居住在由茅草搭建而成的房子,過著幾乎一無所有的生活。可是,他們表示,擁有屋瓦遮頂的房子已比以前好,過去他們只能當農奴。查巴達運動對他們而言,是一場解放運動,他們比以前更自主了。


現在政府軍在每一個自治村落都設有軍事哨站,還默許大量民兵存在,企圖以此瓦解自治村落的運作。


一位頭帶奶白色大濶邊墨西哥帽、身穿濶身衣袍、身型肥胖的農民經過我身邊,向我微笑打招呼,一小女孩跟上來,背着小弟弟,右手則拖着另外一個小弟,他們眼神充滿好奇。小女孩指向另一方,以土語告訴我什麼似的,還用左手作蒙面狀,然後豎起大姆指。原來她要告訴我,一個查巴達村莊。


離Acteal不遠處有另一個村莊,是查巴達游擊隊勢力範圍,每個村民都會拿起長刀來保衞自己的土地,他們成立革命軍,設置防衞鐵絲網、檢查站,外來人須得到許可證才可進入。



我試圖走近,站在門口的兩名大約十五、六歲原住民守衛兵即目露兇光,眼筋紅紅的,擺了個驅趕姿勢,此時我才認真明白那些勸我聽話的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大多是西方人士,查巴達運動的同情者,他們在這裡一住便五年、七年,甚至十多年,對查巴達運動成員脾性瞭如指掌,例如希拉莉.克萊因(Hilary Klein),她曾在查巴達婦女合作社工作達六年,專門研究婦女在查巴達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她與查巴達成員之間的感情比兄弟姐妹還深厚。


查巴達實在滿足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浪漫情懷,記者稍有批評,他們即群起為查巴達運動辯護。


在涼風陣陣的山城裡,晚上依然熱鬧非常,我和一些非政府組織成員在酒店的庭園裡圍在一起,手拿義大利薄餅和啤酒,我忍受著濃濃的菸味,聽他們高談闊論,靜待他們洩露風聲的時候。


在查帕斯省,政治遊客絡繹不絕,駐守墨西哥超過二十年的資深記者洛斯(John Ross)便曾撰文批評查帕斯已成為政治旅遊景點,此點我完全同意,當我走進查帕斯每一個角落,永遠擺脫不了那些查巴達游擊蒙面布娃娃,還有相關的紀念品,一如切.格瓦拉被商品化一樣,令人啼笑皆非。


洛斯憂心,西方人士大量消費和無限投射在查巴達運動,而使得運動起變化;他進一步表示,多年以來馬哥斯獨領風騷,這也不是一件好事,其他成員就在他的光芒背後,無法現身出來。


無論如何,查巴達運動已成為反企業全國化的圖騰,同時也是原住農民抗爭的典範。


從薩柏斯一直延伸至瓜地馬拉,都是古老馬雅族原住民的文化之鄉。


我走訪查帕斯省的農民,他們表示,二○○六年的大選中,他們不相信任何候選人,連奧布拉多也不相信,因為在他的競選政綱中,只不斷強調窮人,卻絕口不提印第安原住農民的獨特苦況,企圖將他們的問題輕易撥入廣義的貧窮問題。


那些原住農民強調人與土地的自然關係與權利,可是墨西哥政府要熱情擁抱全球化和自由經濟,連農民土地也推到市場自由買賣,並取消任何津貼政策,令他們更缺乏資源和技術改善耕種,遂無以為計,走上起義之路。


其實,在發展中國家處於全球化的過程中,農民所面對的挑戰,政府有責任給予照顧,這是歐洲國家遲遲不願放棄農民補貼的原因,因為它隨時會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這都是中國可汲取的教訓和借鏡。


不過,在拉丁美洲,其所要應付的不但是農民問題,還有印第安原住民的問題。在墨西哥,原住民雖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可是,這牽涉的不是一個數目,而是人權。在與墨西哥人有限的接觸中,我發現即使不是原住民,一個普通的墨西哥居民,他們對土地也擁有濃厚的感情,他們經常把美國百多年前吞併墨西哥土地之歷史掛在口邊,對土地感情盡顯露於此。


人類的歷史是一頁土地爭奪與文明毀滅和重建的歷史,查巴達運動則把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正式搬上國際舞台,從墨西哥南部到瓜地馬拉,有來自古文明的馬雅人故事,而我的下一站,就是瓜地馬拉。




註釋:

-
① 高地酋乃是從西班牙語caudillo翻譯而來,泛指拉美在十九世紀獨立後出現的軍人獨裁統治現象。可參考《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作者湯世鑄,知書房出版,一九九六。

②見拉美著名經濟咨詢公司Economatica二○○八年報告,http://www.economatica.com。

③參見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Mexico-US relations)(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一文,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電子期刊,二○○一年十二月,作者Juan Rebolledo Gout。

④Mexico’s Other Crisis: Foreign Banks,作者Kent Paterson, CorpWatch, May 15, 2009. 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5356

⑤參見蕭新煌《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出版,一九八五;或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ontentions, Arguments, Alternatives(2rd edition),作者Richard Peet with Elaine Hartwick, 2003, Guilford Press.

⑥二○○六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World Bank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⑦拉美政治學科二○○五年發展報告。

⑧拉美化和中國拉美化之憂:江漢大學學報二○○五年十二月。

⑨參見John W. Sherman, Latin America in Crisis, p.168-170, Westview Press, 2000.

⑩參見〈Teacher Rebellion in Oaxaca〉一文,作者John Gibler, Global Exchange, 21/08/2006.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countries/americas/mexico/dispatches/4162.html

⑪參考吳音寧:《蒙面叢林》,台灣印刻出版,二○○三年。



----------------------

作者簡介
張翠容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八十年代在英國完成高中及大學教育,返港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進修社會學碩士,一九八六年畢業。

一九八九年移居加拿大,九一年赴紐約遊學。回到香港後正式投入新聞工作。其後分別為英國BBC World Service等多家國際新聞機構報導亞洲地區及國際性事務。亦曾擔任法國「無國界記者組織」的通訊員。

多年來,以「無國界」記者身分活躍於中、港與台三地。經常隻身遊走政治邊緣的第三世界,只為了見證歷史追蹤真相。歷經四年再度推出新作,這回她將鏡頭轉向中南美洲,試圖勾勒出拉丁美洲各國在面對全球化的情勢下,其政治、社會運動甚至經濟面如何衝擊與因應的整體面貌。


著作有:《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中東現場》等書。

张翠容的真实笔记 : http://chuiyung111.blog.163.com/blog/#m=0



2010年12月2日 星期四

口袋





-
在宏都拉斯寫的幾篇文章,應瀑瀑雜誌的邀請,已經出版。
中英雙語兼備的圖文半年刊《Waterfall Magazine》發行第三期了!此次以「口袋」為主題 ,首批一千份限量版封面採銀墨印刷並燙上雙色文字,隨書並附贈海報,以受日本設計師喜愛聞名的單光白牛皮紙印製,收藏性極高。
本期的「口袋」意欲從創作中挖掘那些在人的一生中,獨特與珍貴的過往時光,收錄的作品種類泛及散文、插畫、攝影與服裝等。
\
作者:章芷珩、張鶴騰/編
出版社:
田園城市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8547926
-

2010年10月24日 星期日

Brett Dennen - Ain't No Reason





There ain't no reason things are this way
It's how they always been and they intend to stay
I can't explain why we live this way, we do it everyday

Preachers on the podium speaking of saints
Prophets on the sidewalk begging for change
Old ladies laughing from the fire escape, cursing my name
I got a basket full of lemons and they all taste the same
A window and a pigeon with a broken wing
You can spend your whole life working for something,
Just to have it taken away

People walk around pushing back their debts
Wearing pay checks like necklaces and bracelets
Talking 'bout nothing, not thinking 'bout death
Every little heartbeat, every little breath

People walk a tight rope
On a razor's edge
Carrying their hurt and hatred and weapons
It could be a bomb or a bullet or a pen
Or a thought or a word or a sentence

There ain't no reason
Things are this way
It's how they've always been and they intend to stay
I don't know why I say the things that I say
But I say them anyway
But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I do believe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I know it will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yes

Prison walls still standing tall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at all
Keep on building prisons, gonna fill them all
Keep on building bombs, gonna drop them all
Working your fingers bear to the bone,
Breaking your back, make you sell your soul.
Like a lung that's filled with coal, suffocatin' slow.
The wind blows wild and I may move
But politician's lie and I am not fooled
You don't need no reason or a three piece suit
To argue the truth
The air on my skin and the world under my toes
Slavery stitched into the fabric of my clothes
Chaos and commotion wherever I go
Love I try to follow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I do believe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I know it will
Love will come set me free, yes

There ain't no reason things are this way
It's how they always been and they intend to stay
I can't explain why we live this way,
We do it everyday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你是幾個人?

-

文化鴻溝:你是幾個人?
BBC 英倫網

-

我有時候發現自己講英文的時候同講中文的時候對事情反應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性格和觀念在兩種語言環境裡也有所不同,不知你有沒有過類似感受?

比方說,講中文是否更直言不諱,而講英文時卻比較委婉?或者稱呼一位長輩,中文你大概會稱叔叔、阿姨、老師,可說英文時你卻直呼其名?


你可能說,這只不過是遷就不同文化的習慣。可是問題在於,在這過程中使用的不同稱呼會不會影響你對他們的態度,從而影響你們之間的關係?我想答覆應該是肯定的。 但這也就意味,我們和那些用中文交流的長輩的關係同我用英文交流的長輩的關係不一樣。


老生常談

語言能影響人的思維當然不是什麼新發現,而堪稱老生常談。

早就有作家、學者認定人是通過語言進行思維的,一個人的語言功底越好,詞彙越豐富,思維就越複雜,越多層次。往好了說這是豐富多彩,往壞了講是不純潔。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展望黑暗未來的小說《1984》裡有一段對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自由”的念頭

1937年建成的倫敦大學總部在二戰年代是戰時監管英國媒體的資訊部所在地,奧維爾把它作為“真理部”的模型。

當時一個書中人向主人公溫斯頓介紹自己在“真理部”的工作,說明那就是不斷修改、淨化字典裡的單詞,並且改寫過去的文學著作和歷史檔案,以便讓它們符合時政需要。

在這過程中,語言需要不斷修改和簡化,增補新詞,刪除老詞。譬如“壞”字取消,以“不好”取代。他告訴溫斯頓,簡化語言的目的就是簡化人們的思維。

“像‘自由’這麼個詞吧,一旦語言裡沒有了,人們怎還能去想它,追求它?即便能想,也沒有語言能把它表達出來。”

不同語言的不同強項

除了詞彙,語句的結構也影響我們的思維。你可能也聽過那種說法,什麼講德文的人更富哲理,講求邏輯,說法語的人更浪漫,用英語的則更務實,但缺乏想像,等等,其他語言自然還有其他特色。

我原來覺得這類說法雖然也挺有趣,但基本上屬於飯後閒聊的水準,談不上什麼無懈可擊的科學論據。我不是否認不同文化環境裡生長的人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覺得這些特色來源必定相當複雜,語言只是其中一種因素。

現在學者蓋伊·多伊徹(Guy Deutscher)出了一本書,力圖證明語言對文化所起的作用。《透過語言的鏡子:詞彙如何給你的世界塗上色彩》 (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How Words Colour Your World)探討了世界的不少語言,其中包括一些你我聽著恐怕都比較生疏的語種。

東南西北,前後左右

多伊徹引證了不少前人的考察結果。
他前幾天就這本書接受廣播採訪時談到澳大利亞東北昆士蘭(Queensland)的一個住地偏遠的原住民族,他們的語言裡據說從來不用前、後、左、右這樣的概念,指路時不叫人往前走,或者往左走,往右走,而總會叫他們往東去、往西去。

他確信這種表述必定影響人們的思路,以及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態度。我對此非常認可。小時候在北京我也從來都是用東南西北找方向,中文如此,英文也就照搬,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向我問路的西方人好像弄不清,只有把著手告訴他們往左、往右才明白。若是大膽揣摩一下這種差異的心理作用,會不會覺得按照東南西北區分方向的人與大自然或者周圍的社會環境更融為一體,而憑著自己左右手把握方向的人個人意識更強?

局限

多伊徹的結論倒是認為,很多流行的關於不同語言特殊功力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僅僅表現了發表這些看法者的偏見和局限。

多伊徹也並不同意前面引述的奧維爾小說《1984》裡那個人所說,剔出了語言裡表達不同概念的詞彙,人們就不能去想自由之類的那些“邪念”了。

他在剛寫的這本書裡說,語言其實並不能起到思想牢獄的作用,因為人總有學會新東西的能力。縱使你剛剛碰到新鮮事物還不能找到相應的語言來描述,但學會這種語言終究可以做到。

我的問題卻是,你如果講兩個或者更多的語言的話,講的越好,你越能自覺地按照不同文化的習慣去表述自己,你在這兩個或更多的不同語言環境中的思維差異就會越大。

講中文的你和講英文的你如果觀念不同,也就不足為奇。
但到了這樣的時候,你到底應該算是一個人還是算兩個人,乃至三、四個人?



(鴻岡 2010年6月10日)

2010年7月30日 星期五

吉他是槍 歌聲是子彈:勇於追求藝術的窮小孩 Víctor Jara

文/吳珍季 台灣立報


新歌運動在智利的盛行並不是孤立現象,這是一場燒遍整個拉丁美洲的燎原大火。無數清純的音樂、真摯的歌曲,優秀的歌手、音樂家像是浴火鳳凰從苦難、貧窮的大地上飛騰,使這個血液裡流淌著音樂感的民族血質更濃、更烈。1967年、1972年分別在古巴召開了兩屆拉丁美洲音樂研討會,在會中拉美藝術家討論了文化殖民主義與依附、音樂與革命等重要議題,並聲援智利人民民主鬥爭、美國人民反侵越戰爭和波多黎各人民爭取獨立鬥爭。

生於佃農之家 看見母親的艱難
Víctor Jara(維克多‧哈拉)生於1932年9月28日,卒於 1973年9月16日,出生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市郊區的 Lonquén 農村中,父母親都是身份卑微的佃農。父親 Manuel Jara 沒接受教育,佃農的工作也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一家人的開銷,所以他希望他的小孩最好能夠不要讀書、盡快工作、賺錢養家。因此,維克多六歲時就開始在農地裡工作。

因為沒法找到穩定的工作養活這一大家子,Manuel Jara 開始酗酒、家暴,和維克多的母親 Amanda Martínez 的關係變得同床異夢,後來在維克多以孩童身份出外找工作時就離家出走,母親 Amanda 開始獨力扶養一家人。Amanda 是印第安和拉丁民族混血,帶有深厚的阿勞卡尼亞人(阿根廷西部和智利的印第安族)血源,個性堅毅不屈、吃苦耐勞,並且強烈堅持要孩子們一定接受教育。即使她本身不識字,她依然努力自學,彈吉他、鋼琴,在鎮上的婚禮或者喪禮上彈唱傳統歌曲,以微薄的收入養活維克多和他的弟妹們。因為懂得母親的艱辛,維克多在學校始終是表現優異的孩子。

後來,母親為了賺更多錢,帶著5個小孩搬到聖地牙哥,住在破屋子裡,靠著在市集擺攤賣小吃營生。不幸,頑強的母親依舊逃不過死神無情的召喚,過度勞累而猝死在小吃攤上。母親死的時候維克多才15歲,此後,他得靠自己過活,剛開始他學當會計,後來他搬到神學院學當神父。然而,幾年後他對教會的幻想破滅,離開神學院,當兵當了幾年,他回到故鄉追求民間音樂和劇場的興趣。

導演戲劇 發展智利民族文化
1955年維克多考上智利大學戲劇學校,得到了演員班3年的學習機會。同班同學大都來自中上階層家庭,誰也不了解他的背景,只知道他很窮,窮到連公車票都買不起。為了演一隻熊,清晨步行到動物園觀察熊,後步行上課,然後課後再步行到動物園繼續觀察,他是學校裡最勤奮的學生。

3年的學習過程中,他經常到南方紐布萊省,紐布萊是他母親的故鄉,也是智利傳統的民歌故鄉,他與農村朋友一起收麥子、喝酒、聊天、唱歌,交了很多農村朋友,學會農民的語言,記錄了許多真摯、樸素的民歌。所以,維克多的一生始終帶有這樣強烈的色彩,他沒有背離過撫育自己長大的底層人民,生活中也沒離棄他們。

對於藝術,因為比別人更努力的付出,維克多很快成為戲劇學校的老師及導演,多次獲獎並受邀到英國訪問。傑出青年導演之路已經展開,照道理,維克多可以過得衣食無缺,不過,他繼承了 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的精神,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然而藝術的路本來就不平順容易,因為藝術的真諦埋藏在大地的深處。

維克多渴望在舞台上將智利的民族文化瑰寶展現給大家,每排演一齣戲前,他一定要到農村、山區去蒐集語言、動作、音樂、思維,同時,他從來沒有放棄對民歌演唱和作曲的熱愛。

結識新歌運動歌手 為人民發聲
維克多還往音樂界發展,成為新民謠歌手的中心人物,而這些新民謠歌手領導了智利的新歌運動(Nueva Canción Chilena),並在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統治下蔚成一股音樂改革。

維克多受到智利、南美其他國家的民間傳說深深的薰陶,尤其受到新歌運動始祖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和 Atahualpa Yupanqui(阿塔瓦爾帕‧尤潘基)以及詩人 Pablo Neruda(聶魯達)的影響最多。1950年代中旬,維克多開始汲取民間歌謠,並且以 Cuncumen 多人團體開始了歌唱生涯。50年代末,維克多經常參加比奧萊塔‧帕拉舉辦的藝術家聚會,與帕拉進行長時間關於民歌的懇談,向帕拉學習音樂。帕拉還為維克多寫歌,她就像是他的導師,而他接受她的諄諄教誨,並且繼承了比奧萊塔‧帕拉做為智利歌魂的精神。60年代時,他毅然地投入音樂工作並且獲得由比奧萊塔‧帕拉的姪女 Ángel Parra 在聖地牙哥市主持的 La Peña de Los Parra 演唱機會。

因為歌手們的相助,維克多專心投入拉美民謠音樂的新歌運動。他在1966年出版第一張唱片,到了1970年離開劇場工作,投入了音樂生涯。他的歌曲結合了傳統民謠音樂和左翼政治行動主義,這個階段他的著名歌曲有《Plegaria a un Labrador(為工人祈禱)》和《Te Recuerdo Amanda(我記得您,Amanda)》。他支持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 Salvador Allende(阿連德)參選智利總統,參與了阿連德的競選活動、政治工作、並且舉辦免費的演唱會。

維克多‧哈拉在1972年那一場談音樂與革命的會議上說:

「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份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病。我指的是在我們人民的感情表述中,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沈、最真摯的東西。」

維克多描寫的歌大多數都是社會底層的形象,他的歌有古代敘事民謠的風格,也像濃縮的短篇小說,用簡鍊、生動的詩句描寫景色、環境、人物動作、感情和思想,最重要的是,他的歌流露出對底層人民的感情,對他們真實生活狀況的貼切了解。維克多在故鄉拜訪過一位終生編皮鞭和套索的老鄰居,寫了《套索》歌曲:




雖然他的手那樣枯老/

編起皮件來卻很有力/

那雙又粗又柔的手/

就像他擺弄的動物的皮/

在他的手上和混濁的目光裡/

多少時間悄悄地流去/

但是沒有一個人對他說/

這把年紀了,你該休息/

他編的套索傳遍南北東西/

直到山區和海濱/

但是老人自己從來講不清/

村子以外的距離。




反抗帝國資本主義
維克多深深感受到窮國與富國的鴻溝。在一次受邀參訪英國的機會遇見一位女演員,女演員對他說:「You look so civilized.(你看起來挺文明)」維克多覺得可笑,難道拉美還只是食人族和熱帶雨林嗎?所以,維克多對資本主義對於文化的滲透有高度的警覺和體悟。他也深刻體會美國帝國主義懂得運用音樂的魔法,向年輕朋友進行如招魂般的法術,透過商業生產的管道,將抗議歌手定型成偶像,然後麻痺青年天生的反抗性,他接觸過嬉皮,通過自己的音樂向美國青年傳達拉美青年的鬥爭和感受。

6、70年代,身為導演和歌手的維克多訪問過許多國家,他與剛革命成功的古巴人民保持密切聯繫,仔細考察革命後的社會變化,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進行交談。在一封寫給他的英國妻子的信中,他表達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疑議,他說資本國家以為藉助新聞可以「提綱挈領」、「不偏不倚」知道世界,但這或許也是一種毒害,因為各種新聞使人目不暇給,一下是轟炸越南;一下是輪船失事,少數人生還;一下又是本週流行的唇膏和狗食新產品,人們沒有時間挑選,也沒有時間思考內容,人們四處尋求生存的意義;如果生活的「文明」是這樣,他寧願像現在這樣:放鬆、粗糙、自由,儘管智利有其他缺點,但是在智利,土地是土地,麵包是麵包,人們能夠找到自我。

通過和平道路創造社會主義路線
60年代末、70年代初,智利的政治局勢進入白熱化階段,維克多走進工廠、走向礦山,他勇敢與人民站在一起,成為他們的歌喉。

1969年3月9日,智利內政部長派鎮暴警察飛到南部蒙特港,強行驅散91戶流離失所佔地蓋房的農民,7位手無寸鐵的農民與一位嬰兒死於機關槍掃射下。於是他創作了《蒙特港之問》義正辭嚴直呼內政部長,得到無數人民轟隆的掌聲,這是他人生中莊嚴的時刻,永遠銘刻在他的心。

維克多後來應邀演唱,遇上了衝著他而來的騷動,發起人就是內政部長的兒子,他從此知道他已經走上一條佈滿荊棘的險路。他感到「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他就是一個和游擊隊員一樣危險的人,因為他的溝通和傳播能量是巨大的」,可是他不退縮,因為他知道「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將沉默,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為寂靜使人膽怯,沒有勇氣驅惡鬥邪,歌手從來就不懂得屈服,他絕不會面對罪行沉默無言……」(如果歌手沉默)。

1969年智利體育場舉行第一屆新歌運動節,維克多受解放神學的影響,意識到原始基督教中的人道主義對拉美人民的意義,創作了《向農夫的祈禱詞》,深情的曲調、悠緩的節奏莊重地向勞動者發出祈禱:




站起來吧,望著那山岡/

從那裡傳來了風、流水和陽光/

你操縱著河流的方向/

你將自由的靈魂播撒向四方/

站起來吧,看著你的雙手/

要想壯大就握緊你兄弟的手/

讓我們團結起來在血流中向前走。




這次新歌音樂節,維克多得到第一名,成為風雲人物,但是敵對勢力也因此將之視為眼中釘。不過,音樂節確立了「智利新歌」的特色:以智利人民喜聞樂見的音樂節奏為主要節奏,以印第安樂器和吉他等民間樂器為主要伴奏樂器。

1970年,大選將近,支持阿連德的人民和維克多集體創作《Venceremos》(我們必勝)一歌後,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1970年到1973年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人民恢復了崇高的地位,當一年一度的洪水氾濫期,聖地牙哥不再是窮人流離失所的城市,大學師生們紛紛走出救災。

維克多以積極忘我的姿態參加人民團結陣線,他寄予滿腔熱情,寫道:

「我真想變成十個人來做十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遇到千載難逢的機會,嘗試通過和平道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全世界都在期待我們。」

1972年,維克多導演一場文藝表演慶祝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魯達是深受智利人民喜愛的詩人,他也是第一個公開呼籲人民接受西班牙內戰的教訓、警惕軍事政變的人。

隨著智利總統阿連德在遭到暗殺威脅時都得不到警方的保護,甚至還得自己拿著手槍保護家人,人們發現到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艱難,或將是一場悲壯的鬥爭。維克多也隱約察覺到反革命的陰影,因為在1967年,Che Guevara(切‧格瓦拉)早已上演過革命者和追捕者的角逐,最後死於玻利維亞。

慘遭右翼軍政府毒手
1973年9月11日,聖地牙哥市一切看似平常其實波濤洶湧,阿連德總統按計畫參加科技大學的「反法西斯份子內戰恐怖主義」展覽,維克多也準備前往,於車上打開收音機聽到阿連德斷斷續續的告別演說:

「這肯定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們講話的機會。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只能對勞動者們說,我不辭職,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回報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你們,我堅信,我們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種子值得成千上萬智利人自豪,它絕不會死滅。罪行和武力都無法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是我們的,創造歷史的是人民。」

那天,智利政變,阿連德總統拒絕離開總統府,死於府內。維克多和其他老師們、學生們被軍方封鎖在校園中,寒冷夜裡,他們互相依偎,為祖國的未來憂心忡忡,維克多用歌唱來鼓舞士氣,激動人心的歌聲幫助大家度過寒冷和恐怖。

12日早晨,維克多以及好幾千人被捕,囚押帶往智利體育場。往後幾天裡,時時刻刻都有人被軍方凌遲至死,維克多數次被打、凌遲;甚至打到肋骨、手骨斷裂,透過同樣被捕人的證實,軍方還嘲諷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維克多再用他斷裂的手掌彈吉他給他們聽,於是他抱著必死決心用嘶啞的嗓子唱著《Venceremos(我們必勝)》,這首歌是支持阿連德政府的歌曲之一,體育場裡又響起了熟悉的聲音,這也是維克多以《向農夫的祈禱詞》獲得新歌音樂節第一名之地,所有的人熱淚盈眶。維克多飽受凌遲,後來,又被毆打,16日,在機關槍的掃射下死亡,屍體被曝屍在聖地牙哥郊區的路上。他死得極慘烈,與他的歌曲主題提倡愛、和平、社會正義成了強烈的反比,也使得維克多‧哈拉成為橫跨拉丁美洲為人權和正義奮鬥的代表。

維克多摯愛的妻子 Joan Turner Jara 被允許取回他的屍體,證實他所遭受的身體迫害,在為維克多舉辦喪禮後,Joan 悄然離開智利。

軍人獨裁政權把與人民相連結的「智利新歌」視為洪水猛獸,不僅禁止播放維克多和其他新歌歌手的音樂,還把演奏用的印第安樂器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樂器,他們極力燒毀一切音樂資料,甚是連歌手,比如比奧萊塔‧帕拉的兒女還遭到拘捕、拷打、流放、殺戮。但是,印第安樂魂不死,從母親大地深處誕生的音樂不滅。

1973年9月23日,深受智利人民愛戴的聶魯達病死醫院裡,人們都相信他死於巨大的悲憤。智利人民不管鷹犬軍人的目光為聶魯達舉行隆重葬禮,背誦著聶魯達的詩句:「兄弟,跟我一起誕生吧……請來看這遍地流淌的鮮血」,沿途許多人像送葬隊伍致敬,在墓地前雖有裝甲車囂張馳來,隊伍裡卻傳來一陣陣的呼喊:「聶魯達永遠和我們在一起!」,「阿連德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維克多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社會正義永不停歇 直到勝利
2008年六月,智利法官 Juan Eduardo Fuentes 重新審查維克多的死因。法官說他將審閱維克多家人提供的四十項新證據。2009年5月28日,一位54歲的前徵召士兵 José Adolfo Paredes Márquez 被以謀殺維克多的罪名定讞,他早在一星期前就在 San Sebastián 市被逮捕,接著在2009年6月1日警方調查確認往維克多的頭部首先開槍的軍官姓名。當時,這名軍官把他當成玩俄羅斯轉盤的對象,放一顆子彈在左輪手槍彈膛裡,把槍口對準他的頭然後扳下扣扳機,軍官重複這個動作數次,直到一槍打在他頭上,維克多倒地。然後軍官命令兩位士兵(其中一個就是 José Adolfo Paredes Márquez)開槍將他打至死。法官則要求將維克多開棺驗屍,以求取更多死因的資訊。

Joan Turner Jara 返回住在智利,並經營維克多‧哈拉基金會,他被捕的體育場後來改名為維克多‧哈拉體育場,2009年12月3日,維克多的喪禮在體育場盛大的舉行,他的遺體、遺物受到數千人的尊敬,然後重新下葬於1973年的墳地,維克多的墓碑上還刻著:「直到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