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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
(一)
本周氣溫 有降到22度，天氣轉涼了。
很久以來我總是要過著一種簡單的生活，而且也是單純的應對生活，比如說，任何人給我一通電話，我不會給對方負面的感覺，我不會過慮任何來電話的人，或是講一些不必要的推托的話，上個月我開始治療癲癇症患者以後，有一種感覺這一對母女，從病中 對生命認真的態度，和她們接觸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又，這兩次和唐聿 女朋友父親接觸之後，也從那位林先生感覺人與人之間謙卑，林先生是從事印刷事業，因為工作上的需要，在商場或是政壇上都有廣大朋友群，可是自己的生活卻是很低調，和他們相處，使得自己更覺得潛伏的安穩。
周日啊伯來家裡治療，給我的感覺啊伯的身體已經是警訊，那天談到啊公對我們幾個兄弟不如哲宇的爸爸啊春叔叔一個人，啊伯聽了心裡充滿著不高興，啊伯說啊春像個乞丐般，中午也在種地瓜，啊伯講這種話就不應該，一個辛苦的在工作怎麼可以說是乞丐呢 ? 啊伯現在將是貧病交加了，他的自助餐的生意早就不行了，現在每個月都要貼錢進去，情緒不好判斷能力也相對不好，假如自助餐收起來，他們夫妻不知要作什麼，而且要住在那裡還是一個問題，自助餐不收了，每個月賠錢進去也不是好的辦法，啊伯年初就有向啊公借過錢了，所以我就會感覺人能靜靜生活，也是一種享受。
(二)
亦軒
媽媽一直以來很愛美，所以媽媽很怕胖，上個月量體重已經是53公斤了，所以媽媽開始不敢在晚餐多吃食物，可是肚子又會餓真的不知要怎麼辨?一天晚上媽媽告訴我，吃一碗實在吃不夠飽，可是如果要吃再兩碗，體重一定會上升，我告訴媽媽她的體溫一直是有點高，這樣長久燃燒是很容易老化，不如多吃點食物維持身 體的健康，而且人的肥胖是代謝的問題，和吃多吃少不是一定比例關係，媽媽並不太想吃，媽媽的胃口實在太好了，我講完之後媽媽又真的再添一碗飯，媽媽的工作量確實很大，她也很辛苦，可是媽媽和那些老人在一起，她覺的蠻快樂，內心充滿著非常自我肯定的成就。
媽媽的工作是幫老人家洗澡，和打掃房間內的清潔，基本上那些被照顧案主，在生活的機能都有嫌不足的現象 ，也有智能不足的案主，媽媽的身上常常要具備著餅乾,糖果和咖啡，甚至剪髮器具也帶在身上，幫行動不方便的老人理髮，從小的動作可以感受媽媽生活的重心，媽媽的工作並沒 那麼累，回家之後還要煮飯，煮飯完了，再去練瑜珈，練完了瑜珈之後都已是九點以後的事了，當然媽媽會很餓，我常說媽媽一個人是她的妯娌兩人的飯量，這兩年媽媽生活相當滿意，媽媽照顧狗狗也很有心，只是狗狗怕被媽媽一些小動作，牠和媽媽總是一個跑一個喊，家裡人數不多，可是相當有樂趣，亭聿也是在家裡吃的特別多，88公斤的他開始要控制食量，以及換 算干卡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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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生活 相簿 /
阿根廷萬歲 - (我)在阿根廷的第一個月
我們認識的 - (我)和阿根廷的朋友們
我們) 想 - 藝術家的聚會
一夥人- 南美原著民族(哥倫布日)慶典
哥倫布日為
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個星期一，當天正是哥倫布在1492年登上美洲大陸的日子。
哥倫布日是美國於
1792年首先發起的，當時正是哥倫布發現美洲300週年的紀念日。後來在1893年，芝加哥舉辦了哥倫布展覽會，並舉辦了盛大的紀念活動。從此，每年的10月12日，美國大多數州會舉辦紀念活動。而這個習俗亦開始傳遍整個美洲，現在不論北美洲、南美洲，還是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都會在哥倫布日舉行紀念活動。
由於哥倫布為歐洲人開啟了殖民美洲的大門，而對當地的原住民印地安人來講則是侵略的開始。這是一個悲哀的日子，因為他們的生活從此被徹底改變：疾病、失去土地、戰爭，不但令到大量印第安人死亡，更令他們無法自給自足，成為美國社會的底層，甚至被當作不存在。所以每年到了這一天，不少印第安人都會舉行活動抗議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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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鴻溝：你是幾個人？
BBC 英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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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時候發現自己講英文的時候同講中文的時候對事情反應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性格和觀念在兩種語言環境裡也有所不同，不知你有沒有過類似感受？
比方說，講中文是否更直言不諱，而講英文時卻比較委婉？或者稱呼一位長輩，中文你大概會稱叔叔、阿姨、老師，可說英文時你卻直呼其名？
你可能說，這只不過是遷就不同文化的習慣。可是問題在於，在這過程中使用的不同稱呼會不會影響你對他們的態度，從而影響你們之間的關係？我想答覆應該是肯定的。 但這也就意味，我們和那些用中文交流的長輩的關係同我用英文交流的長輩的關係不一樣。
老生常談
語言能影響人的思維當然不是什麼新發現，而堪稱老生常談。
早就有作家、學者認定人是通過語言進行思維的，一個人的語言功底越好，詞彙越豐富，思維就越複雜，越多層次。往好了說這是豐富多彩，往壞了講是不純潔。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展望黑暗未來的小說《1984》裡有一段對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自由”的念頭
1937年建成的倫敦大學總部在二戰年代是戰時監管英國媒體的資訊部所在地，奧維爾把它作為“真理部”的模型。
當時一個書中人向主人公溫斯頓介紹自己在“真理部”的工作，說明那就是不斷修改、淨化字典裡的單詞，並且改寫過去的文學著作和歷史檔案，以便讓它們符合時政需要。
在這過程中，語言需要不斷修改和簡化，增補新詞，刪除老詞。譬如“壞”字取消，以“不好”取代。他告訴溫斯頓，簡化語言的目的就是簡化人們的思維。
“像‘自由’這麼個詞吧，一旦語言裡沒有了，人們怎還能去想它，追求它？即便能想，也沒有語言能把它表達出來。”
不同語言的不同強項
除了詞彙，語句的結構也影響我們的思維。你可能也聽過那種說法，什麼講德文的人更富哲理，講求邏輯，說法語的人更浪漫，用英語的則更務實，但缺乏想像，等等，其他語言自然還有其他特色。
我原來覺得這類說法雖然也挺有趣，但基本上屬於飯後閒聊的水準，談不上什麼無懈可擊的科學論據。我不是否認不同文化環境裡生長的人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但覺得這些特色來源必定相當複雜，語言只是其中一種因素。
現在學者蓋伊·多伊徹（Guy Deutscher）出了一本書，力圖證明語言對文化所起的作用。《透過語言的鏡子：詞彙如何給你的世界塗上色彩》 （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How Words Colour Your World）探討了世界的不少語言，其中包括一些你我聽著恐怕都比較生疏的語種。
東南西北，前後左右
多伊徹引證了不少前人的考察結果。
他前幾天就這本書接受廣播採訪時談到澳大利亞東北昆士蘭（Queensland）的一個住地偏遠的原住民族，他們的語言裡據說從來不用前、後、左、右這樣的概念，指路時不叫人往前走，或者往左走，往右走，而總會叫他們往東去、往西去。
他確信這種表述必定影響人們的思路，以及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態度。我對此非常認可。小時候在北京我也從來都是用東南西北找方向，中文如此，英文也就照搬，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向我問路的西方人好像弄不清，只有把著手告訴他們往左、往右才明白。若是大膽揣摩一下這種差異的心理作用，會不會覺得按照東南西北區分方向的人與大自然或者周圍的社會環境更融為一體，而憑著自己左右手把握方向的人個人意識更強？
局限
多伊徹的結論倒是認為，很多流行的關於不同語言特殊功力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僅僅表現了發表這些看法者的偏見和局限。
多伊徹也並不同意前面引述的奧維爾小說《1984》裡那個人所說，剔出了語言裡表達不同概念的詞彙，人們就不能去想自由之類的那些“邪念”了。
他在剛寫的這本書裡說，語言其實並不能起到思想牢獄的作用，因為人總有學會新東西的能力。縱使你剛剛碰到新鮮事物還不能找到相應的語言來描述，但學會這種語言終究可以做到。
我的問題卻是，你如果講兩個或者更多的語言的話，講的越好，你越能自覺地按照不同文化的習慣去表述自己，你在這兩個或更多的不同語言環境中的思維差異就會越大。
講中文的你和講英文的你如果觀念不同，也就不足為奇。
但到了這樣的時候，你到底應該算是一個人還是算兩個人，乃至三、四個人？
（鴻岡 201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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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當我下班後，我回到工作室。
我待了很久，但沒畫任何一張圖。事實上，我在工作或搬貨有的空閒，我會把草圖先畫在隨意的紙張上，先記錄下來。所以，我身上有很多草圖，但今天我沒有畫任何東西。
自從開始工作以後，我就無法每天來工作室報到，其實，下班一直到工作室大門關門我仍有兩個小時的空檔，不過，這兩個星期下來，下班後我就直接回家，即使在工作室，我也是躺在髒兮兮的地板上補眠。
來到阿根廷一個月後，我在首都中國城買了一份報紙，在上面做了很多記號，最後決定在玩具店工作。我的工作名稱叫做理貨員，處理玩具批發，理貨，搬貨。一天12小時，一星期工作時間六天。薪水在昂貴的阿根廷不算優渥，不過已經能開始存錢。
阿根廷給台灣的簽證只有45天，除了離境或者辦理延簽，剩下一個辦法便是非法居留。現在，做為非法居留的勞工，我從來得沒想像過有一天我會有這種身分。
在中美洲時，我計畫著來阿根廷長期居住，礙於台灣在國際的情勢，辦理簽證時，我繳了約一百美金，台灣護照上我沒有阿根廷政府的任何簽章，卻在另一張紙上我拿到45天的觀光簽證。抵達阿根廷後我到中國城，詢問當地台灣人關於延長簽證的辦法，大家異口同聲回答:別理它，離開阿根廷以後再讓機場罰錢。因為這個辦法，最省錢省麻煩，也是最為普遍的方法。
非法勞工在首都或者我工作的地區，是一個普遍而且大家口照不宣的現象。我的老闆從中國福清過來，跟著他的家人來阿根廷已經有六年，家人在禮品區各有分店，店面不大，但每家店都顧有兩個理貨員，全是來是鄰近國家，當然全是非法居留的勞工。
在台灣，我讀過幾本關於外籍勞工在台的書。「我們」以及「跨國灰姑娘」都在寫東南亞國家勞工來台，對於工作內容，雇主，移民局，警察對待這些勞工的真實故事和報導。
這一次，我從國際志工搖身變成非法居留的勞工，我必須老實承認，我確實想要這麼樣的體驗。
我的同事Christan，在我剛開始工作的第一個星期，他沒有出現，所以老闆要求我補貨，搬貨，理貨的時候，多少都能聽到老闆口中的”鬼子”，他的行蹤。工作第二天我在倉庫裡找貨，9樓公寓一打開門，便是滿山滿谷得牛皮紙箱，我得一個一個翻才撓找到老闆指定的貨，在時候我在心中曾經想過:不管中美還是南美，拉丁美洲人，果然真的都沒有整理和系統的概念。一周後，老闆口中的鬼子出現，他來到店裡後，先把他的個人收音機打開，轉到韻律強烈的Raguton(拉美的一種流行音樂)便開始迅速補貨，之後便在地下室倉庫待了半個多小時，等到我下去倉庫以後才知道，原來這半小時裡他在整理得是被我弄亂的玩具，紙箱，同時將相關的貨標上記號。他在處理的事我上星期留下來的爛攤。
之後有了Christan帶領我開始知道工作的要領。不用補貨送貨的時候，我們在店裡組裝玩具。在店裡時要隨時留意，貨架上的哪些玩具和貼紙需要補貨。在倉庫的時候，如何抓準時間搶到電梯，如何用最快的方法搬貨。客人多時要留意小偷，還要把貨品的價錢全記起來。
Christan29歲，從巴拉圭來，在阿根廷已經十年了。
跟所有在中美認識的拉美人一樣，Christan身上有耶穌刺青，隨時注意最新的手機款式和足球賽事。他很樂天，他對世界地圖沒什麼概念，但他跟我說過他的家人朋友去過哪些國家工作，他的朋友死在槍下，他和他的小姐在一起很久還有他的兩個小孩。
我選擇這份工作，目的是為了存錢，當我存到了錢便離開。雖然我的工作，是多數人都不想做碰的，沒有身分，而且很費體力，連用餐都是隨便坐在路邊的地上快速解決，但是，我卻很喜歡這種勞動的生活，跟我在一起的周圍國家的勞工，我開始認識勞工的文化，勞動階級們的生活情況，和他們極其微小的人生願望。
另外，因為這些玩具，都在中國以價格相單便宜生產製造，再經由海運透過海關和法令的種種漏洞運來南美洲阿根廷，玩具店以自已的貨向外批發，價格因此翻轉數倍，這些玩具再由各種社會階層的人來到店裡購買，輾轉會在街上路邊看到身障人士，有色人種或各種非法移民在路邊兜售這些玩具，接著在周末因為全家旅遊情侶約會，由這些消費者購買。從經濟，政策，資源到勞資雙方等等，這些在我身邊擦身而過的人，簡單買賣行為，卻因此以巨大旋環出現在我眼前，原本我不知道的事我以為不存在，原來每種單一產品生活各種用品沒有一項不是如此運作:糖，咖啡，能源，醫療，雞肉，公車，網路…。
今天，我在工作室把新一本阿根廷中文的世界周刊翻完，周刊封面的頭條是:阿根廷工會將推動勞工免入股，可分紅制度。而今天我同時知道，跟我做相同工作，甚至多數租重的工作都是他幫我分擔，我的同事Christan，他的薪水是我的一半，因為他是巴拉圭人。-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顧玉玲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與台灣新富家庭/藍佩嘉 電影台北星期天薩爾瓦多日記藝術家陳界仁破報 在歷史的邊界上以命相搏－陳界仁的政治與藝術觀
_我想看人們看見了什麼，我也想知道那遙遠的國度。我想看，看我的靈魂。我知道離開以後，我會變得更強壯。那裡有顆星在天空掛著，告訴我方向不會迷思，我會生存，而我知道我會渡過所有困難，沒有事情能被遺忘，也沒有長久美好。如果我改變，如果我看見，我知道，我會不一樣。
文／吳珍季 台灣立報
新歌運動在智利的盛行並不是孤立現象，這是一場燒遍整個拉丁美洲的燎原大火。無數清純的音樂、真摯的歌曲，優秀的歌手、音樂家像是浴火鳳凰從苦難、貧窮的大地上飛騰，使這個血液裡流淌著音樂感的民族血質更濃、更烈。1967年、1972年分別在古巴召開了兩屆拉丁美洲音樂研討會，在會中拉美藝術家討論了文化殖民主義與依附、音樂與革命等重要議題，並聲援智利人民民主鬥爭、美國人民反侵越戰爭和波多黎各人民爭取獨立鬥爭。
生於佃農之家 看見母親的艱難
Víctor Jara（維克多‧哈拉）生於1932年9月28日，卒於 1973年9月16日，出生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市郊區的 Lonquén 農村中，父母親都是身份卑微的佃農。父親 Manuel Jara 沒接受教育，佃農的工作也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一家人的開銷，所以他希望他的小孩最好能夠不要讀書、盡快工作、賺錢養家。因此，維克多六歲時就開始在農地裡工作。
因為沒法找到穩定的工作養活這一大家子，Manuel Jara 開始酗酒、家暴，和維克多的母親 Amanda Martínez 的關係變得同床異夢，後來在維克多以孩童身份出外找工作時就離家出走，母親 Amanda 開始獨力扶養一家人。Amanda 是印第安和拉丁民族混血，帶有深厚的阿勞卡尼亞人（阿根廷西部和智利的印第安族）血源，個性堅毅不屈、吃苦耐勞，並且強烈堅持要孩子們一定接受教育。即使她本身不識字，她依然努力自學，彈吉他、鋼琴，在鎮上的婚禮或者喪禮上彈唱傳統歌曲，以微薄的收入養活維克多和他的弟妹們。因為懂得母親的艱辛，維克多在學校始終是表現優異的孩子。
後來，母親為了賺更多錢，帶著5個小孩搬到聖地牙哥，住在破屋子裡，靠著在市集擺攤賣小吃營生。不幸，頑強的母親依舊逃不過死神無情的召喚，過度勞累而猝死在小吃攤上。母親死的時候維克多才15歲，此後，他得靠自己過活，剛開始他學當會計，後來他搬到神學院學當神父。然而，幾年後他對教會的幻想破滅，離開神學院，當兵當了幾年，他回到故鄉追求民間音樂和劇場的興趣。
導演戲劇 發展智利民族文化
1955年維克多考上智利大學戲劇學校，得到了演員班3年的學習機會。同班同學大都來自中上階層家庭，誰也不了解他的背景，只知道他很窮，窮到連公車票都買不起。為了演一隻熊，清晨步行到動物園觀察熊，後步行上課，然後課後再步行到動物園繼續觀察，他是學校裡最勤奮的學生。
3年的學習過程中，他經常到南方紐布萊省，紐布萊是他母親的故鄉，也是智利傳統的民歌故鄉，他與農村朋友一起收麥子、喝酒、聊天、唱歌，交了很多農村朋友，學會農民的語言，記錄了許多真摯、樸素的民歌。所以，維克多的一生始終帶有這樣強烈的色彩，他沒有背離過撫育自己長大的底層人民，生活中也沒離棄他們。
對於藝術，因為比別人更努力的付出，維克多很快成為戲劇學校的老師及導演，多次獲獎並受邀到英國訪問。傑出青年導演之路已經展開，照道理，維克多可以過得衣食無缺，不過，他繼承了 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的精神，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然而藝術的路本來就不平順容易，因為藝術的真諦埋藏在大地的深處。
維克多渴望在舞台上將智利的民族文化瑰寶展現給大家，每排演一齣戲前，他一定要到農村、山區去蒐集語言、動作、音樂、思維，同時，他從來沒有放棄對民歌演唱和作曲的熱愛。
結識新歌運動歌手 為人民發聲
維克多還往音樂界發展，成為新民謠歌手的中心人物，而這些新民謠歌手領導了智利的新歌運動（Nueva Canción Chilena），並在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統治下蔚成一股音樂改革。
維克多受到智利、南美其他國家的民間傳說深深的薰陶，尤其受到新歌運動始祖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和 Atahualpa Yupanqui（阿塔瓦爾帕‧尤潘基）以及詩人 Pablo Neruda（聶魯達）的影響最多。1950年代中旬，維克多開始汲取民間歌謠，並且以 Cuncumen 多人團體開始了歌唱生涯。50年代末，維克多經常參加比奧萊塔‧帕拉舉辦的藝術家聚會，與帕拉進行長時間關於民歌的懇談，向帕拉學習音樂。帕拉還為維克多寫歌，她就像是他的導師，而他接受她的諄諄教誨，並且繼承了比奧萊塔‧帕拉做為智利歌魂的精神。60年代時，他毅然地投入音樂工作並且獲得由比奧萊塔‧帕拉的姪女 Ángel Parra 在聖地牙哥市主持的 La Peña de Los Parra 演唱機會。
因為歌手們的相助，維克多專心投入拉美民謠音樂的新歌運動。他在1966年出版第一張唱片，到了1970年離開劇場工作，投入了音樂生涯。他的歌曲結合了傳統民謠音樂和左翼政治行動主義，這個階段他的著名歌曲有《Plegaria a un Labrador（為工人祈禱）》和《Te Recuerdo Amanda（我記得您，Amanda）》。他支持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 Salvador Allende（阿連德）參選智利總統，參與了阿連德的競選活動、政治工作、並且舉辦免費的演唱會。
維克多‧哈拉在1972年那一場談音樂與革命的會議上說：
「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份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病。我指的是在我們人民的感情表述中，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沈、最真摯的東西。」
維克多描寫的歌大多數都是社會底層的形象，他的歌有古代敘事民謠的風格，也像濃縮的短篇小說，用簡鍊、生動的詩句描寫景色、環境、人物動作、感情和思想，最重要的是，他的歌流露出對底層人民的感情，對他們真實生活狀況的貼切了解。維克多在故鄉拜訪過一位終生編皮鞭和套索的老鄰居，寫了《套索》歌曲：
雖然他的手那樣枯老/
編起皮件來卻很有力/
那雙又粗又柔的手/
就像他擺弄的動物的皮/
在他的手上和混濁的目光裡/
多少時間悄悄地流去/
但是沒有一個人對他說/
這把年紀了，你該休息/
他編的套索傳遍南北東西/
直到山區和海濱/
但是老人自己從來講不清/
村子以外的距離。
反抗帝國資本主義
維克多深深感受到窮國與富國的鴻溝。在一次受邀參訪英國的機會遇見一位女演員，女演員對他說：「You look so civilized.（你看起來挺文明）」維克多覺得可笑，難道拉美還只是食人族和熱帶雨林嗎？所以，維克多對資本主義對於文化的滲透有高度的警覺和體悟。他也深刻體會美國帝國主義懂得運用音樂的魔法，向年輕朋友進行如招魂般的法術，透過商業生產的管道，將抗議歌手定型成偶像，然後麻痺青年天生的反抗性，他接觸過嬉皮，通過自己的音樂向美國青年傳達拉美青年的鬥爭和感受。
6、70年代，身為導演和歌手的維克多訪問過許多國家，他與剛革命成功的古巴人民保持密切聯繫，仔細考察革命後的社會變化，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進行交談。在一封寫給他的英國妻子的信中，他表達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疑議，他說資本國家以為藉助新聞可以「提綱挈領」、「不偏不倚」知道世界，但這或許也是一種毒害，因為各種新聞使人目不暇給，一下是轟炸越南；一下是輪船失事，少數人生還；一下又是本週流行的唇膏和狗食新產品，人們沒有時間挑選，也沒有時間思考內容，人們四處尋求生存的意義；如果生活的「文明」是這樣，他寧願像現在這樣：放鬆、粗糙、自由，儘管智利有其他缺點，但是在智利，土地是土地，麵包是麵包，人們能夠找到自我。
通過和平道路創造社會主義路線
60年代末、70年代初，智利的政治局勢進入白熱化階段，維克多走進工廠、走向礦山，他勇敢與人民站在一起，成為他們的歌喉。
1969年3月9日，智利內政部長派鎮暴警察飛到南部蒙特港，強行驅散91戶流離失所佔地蓋房的農民，7位手無寸鐵的農民與一位嬰兒死於機關槍掃射下。於是他創作了《蒙特港之問》義正辭嚴直呼內政部長，得到無數人民轟隆的掌聲，這是他人生中莊嚴的時刻，永遠銘刻在他的心。
維克多後來應邀演唱，遇上了衝著他而來的騷動，發起人就是內政部長的兒子，他從此知道他已經走上一條佈滿荊棘的險路。他感到「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他就是一個和游擊隊員一樣危險的人，因為他的溝通和傳播能量是巨大的」，可是他不退縮，因為他知道「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將沉默，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為寂靜使人膽怯，沒有勇氣驅惡鬥邪，歌手從來就不懂得屈服，他絕不會面對罪行沉默無言……」（如果歌手沉默）。
1969年智利體育場舉行第一屆新歌運動節，維克多受解放神學的影響，意識到原始基督教中的人道主義對拉美人民的意義，創作了《向農夫的祈禱詞》，深情的曲調、悠緩的節奏莊重地向勞動者發出祈禱：
站起來吧，望著那山岡/
從那裡傳來了風、流水和陽光/
你操縱著河流的方向/
你將自由的靈魂播撒向四方/
站起來吧，看著你的雙手/
要想壯大就握緊你兄弟的手/
讓我們團結起來在血流中向前走。
這次新歌音樂節，維克多得到第一名，成為風雲人物，但是敵對勢力也因此將之視為眼中釘。不過，音樂節確立了「智利新歌」的特色：以智利人民喜聞樂見的音樂節奏為主要節奏，以印第安樂器和吉他等民間樂器為主要伴奏樂器。
1970年，大選將近，支持阿連德的人民和維克多集體創作《Venceremos》（我們必勝）一歌後，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1970年到1973年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人民恢復了崇高的地位，當一年一度的洪水氾濫期，聖地牙哥不再是窮人流離失所的城市，大學師生們紛紛走出救災。
維克多以積極忘我的姿態參加人民團結陣線，他寄予滿腔熱情，寫道：
「我真想變成十個人來做十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遇到千載難逢的機會，嘗試通過和平道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全世界都在期待我們。」
1972年，維克多導演一場文藝表演慶祝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魯達是深受智利人民喜愛的詩人，他也是第一個公開呼籲人民接受西班牙內戰的教訓、警惕軍事政變的人。
隨著智利總統阿連德在遭到暗殺威脅時都得不到警方的保護，甚至還得自己拿著手槍保護家人，人們發現到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艱難，或將是一場悲壯的鬥爭。維克多也隱約察覺到反革命的陰影，因為在1967年，Che Guevara（切‧格瓦拉）早已上演過革命者和追捕者的角逐，最後死於玻利維亞。
慘遭右翼軍政府毒手
1973年9月11日，聖地牙哥市一切看似平常其實波濤洶湧，阿連德總統按計畫參加科技大學的「反法西斯份子內戰恐怖主義」展覽，維克多也準備前往，於車上打開收音機聽到阿連德斷斷續續的告別演說：
「這肯定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們講話的機會。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只能對勞動者們說，我不辭職，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回報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你們，我堅信，我們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種子值得成千上萬智利人自豪，它絕不會死滅。罪行和武力都無法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是我們的，創造歷史的是人民。」
那天，智利政變，阿連德總統拒絕離開總統府，死於府內。維克多和其他老師們、學生們被軍方封鎖在校園中，寒冷夜裡，他們互相依偎，為祖國的未來憂心忡忡，維克多用歌唱來鼓舞士氣，激動人心的歌聲幫助大家度過寒冷和恐怖。
12日早晨，維克多以及好幾千人被捕，囚押帶往智利體育場。往後幾天裡，時時刻刻都有人被軍方凌遲至死，維克多數次被打、凌遲；甚至打到肋骨、手骨斷裂，透過同樣被捕人的證實，軍方還嘲諷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維克多再用他斷裂的手掌彈吉他給他們聽，於是他抱著必死決心用嘶啞的嗓子唱著《Venceremos（我們必勝）》，這首歌是支持阿連德政府的歌曲之一，體育場裡又響起了熟悉的聲音，這也是維克多以《向農夫的祈禱詞》獲得新歌音樂節第一名之地，所有的人熱淚盈眶。維克多飽受凌遲，後來，又被毆打，16日，在機關槍的掃射下死亡，屍體被曝屍在聖地牙哥郊區的路上。他死得極慘烈，與他的歌曲主題提倡愛、和平、社會正義成了強烈的反比，也使得維克多‧哈拉成為橫跨拉丁美洲為人權和正義奮鬥的代表。
維克多摯愛的妻子 Joan Turner Jara 被允許取回他的屍體，證實他所遭受的身體迫害，在為維克多舉辦喪禮後，Joan 悄然離開智利。
軍人獨裁政權把與人民相連結的「智利新歌」視為洪水猛獸，不僅禁止播放維克多和其他新歌歌手的音樂，還把演奏用的印第安樂器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樂器，他們極力燒毀一切音樂資料，甚是連歌手，比如比奧萊塔‧帕拉的兒女還遭到拘捕、拷打、流放、殺戮。但是，印第安樂魂不死，從母親大地深處誕生的音樂不滅。
1973年9月23日，深受智利人民愛戴的聶魯達病死醫院裡，人們都相信他死於巨大的悲憤。智利人民不管鷹犬軍人的目光為聶魯達舉行隆重葬禮，背誦著聶魯達的詩句：「兄弟，跟我一起誕生吧……請來看這遍地流淌的鮮血」，沿途許多人像送葬隊伍致敬，在墓地前雖有裝甲車囂張馳來，隊伍裡卻傳來一陣陣的呼喊：「聶魯達永遠和我們在一起！」，「阿連德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維克多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社會正義永不停歇 直到勝利
2008年六月，智利法官 Juan Eduardo Fuentes 重新審查維克多的死因。法官說他將審閱維克多家人提供的四十項新證據。2009年5月28日，一位54歲的前徵召士兵 José Adolfo Paredes Márquez 被以謀殺維克多的罪名定讞，他早在一星期前就在 San Sebastián 市被逮捕，接著在2009年6月1日警方調查確認往維克多的頭部首先開槍的軍官姓名。當時，這名軍官把他當成玩俄羅斯轉盤的對象，放一顆子彈在左輪手槍彈膛裡，把槍口對準他的頭然後扳下扣扳機，軍官重複這個動作數次，直到一槍打在他頭上，維克多倒地。然後軍官命令兩位士兵（其中一個就是 José Adolfo Paredes Márquez）開槍將他打至死。法官則要求將維克多開棺驗屍，以求取更多死因的資訊。
Joan Turner Jara 返回住在智利，並經營維克多‧哈拉基金會，他被捕的體育場後來改名為維克多‧哈拉體育場，2009年12月3日，維克多的喪禮在體育場盛大的舉行，他的遺體、遺物受到數千人的尊敬，然後重新下葬於1973年的墳地，維克多的墓碑上還刻著：「直到勝利」。 -
white label paper vol.002 : how would you spend an extra 15 minutesLin yi hsuan - Volunteer in Honduras copan ruinas 2009-2010
三色井 指的就是:三角形-圓形-正方形
因為憧憬開發中國家充滿挑戰的生活， 2009年我來到中美洲宏都拉斯與孤兒院的小孩一起生活。我們都曾是個頑童，在任意的角落創造自己的宇宙，在學校的打鬥與鄰居的遊戲。 我們曾經實驗任何的冒險，夜裡卸下英雄披風閉上眼睛，在夢裡裝上翅膀繼續飛翔。
內容 簡述 /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我與小朋友透過櫃子，棉被，手電筒，手指，簽字筆， 將他們變身為妖怪，魔鬼，大明星，樹木，星星。 扮演故事中或是腦海裡想像的冒險。
1876年馬克·吐溫在他當時歷史背景下陸續寫出幾本歷險記。
而現在我們身處地球村大時代中，教育，人權，環保，世界經濟、糧食危機、國際貿易以及核武擴散等等。 我在拉丁美洲的體驗中，展開視野向外觀看世界與回省自己的土地，我十足幸運， 幸運的我現在能夠輕易選擇，選擇自由選擇未來，選擇各種方式精彩。 ---WHITE LABEL 雜誌的邀約， 我把我在宏都拉斯與小朋友的故事，用一張張照片告訴台灣的朋友。 我和小朋友相處的這段日子，的確，也常常讓我回想起我自己的童年。因為台灣的雜誌約稿，我就順便把我在這裡和小朋友遊戲時候的照片，用比較藝術性的方式表現。 其實透過圖片來解釋這段我和小朋友的生活日子是遠遠不夠。這半年多，因為大人們種種的原因我失去至少六位小朋友和小嬰兒，另外小朋友在禮拜的禱告中放入我的名字，都讓我為此流過眼淚。因為偷竊，說謊，打架，也讓我狠狠得生起氣。但是，多虧這些美麗的小孩，在他們不能完備的童年中卻給我非常有意義的記憶。這一次的雜誌採訪，我只是把自己也當作他們成員，做我們這段日子裡每天的冒險過程。他們的歷險還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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